公元25年6月22日，刘秀于河北鄗城的千秋亭登基称帝，改元建武。

此后十二年，刘秀及其麾下大将东征西讨，结束了王莽篡汉以来的混乱局面，使天下重归一统，建立了东汉王朝。

刘秀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传奇的故事。他与哥哥刘縯起兵造反，哥哥因为功高震主被他们所拥立的更始帝杀害，刘秀则卧薪尝胆，终成帝业。

让刘秀起家的昆阳之战。此战中有陨石坠入王莽军队大营，刘秀趁乱取胜。

后世普遍认为，刘邦留下了外戚专权的毒果，李世民弑兄逼父，赵匡胤未能统一天下，朱元璋残杀功臣，与他们相比，刘秀便被视作是中国古代唯一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终极目标的完美皇帝，王夫之就认为自夏商周三代以下，刘秀是冠绝百王的头号人物。

但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到那段历史的细节之中，就很容易发现，所谓的完美不过是后世给光武帝刘秀戴上的一张假面具，刘秀其实和那些被拿来同他比较的君主们一样，一样有着不少或大或小的污点。

那么刘秀究竟被戴上了哪些假面？为何会有这些假面呢？

刘秀的第一张假面是情深意重的专情皇帝。

刘秀最为人熟知的故事，大概就是他与阴丽华动人的帝王爱情。后世常称美于刘秀富贵不忘旧人，却常常忽略在这一段爱情的背后，还有另一位悲惨女性的身影。

刘秀在代表更始政权北巡河北时，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拉拢了真定王刘杨，并且迎娶了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在登基后，为了安抚河北集团，又将郭圣通立为皇后，郭氏还为刘秀生了五个儿子，可见二人的感情一开始应该相当恩爱。但好景不长，伴随着东汉江山的稳固，刘秀已经不再需要郭氏带给他的靠山，郭圣通连遭圣旨指摘，并最终被废，贬往沛国。在她死后，沛王府下的宾客因为一桩没头没脑的谋杀案被集体牵连，因此获罪近千人，刘秀想要彻底清算郭氏之心昭然若揭。

刘秀宠爱阴丽华，这样专一的爱情固然无可厚非。但他与郭圣通也从独立起事时互相扶持十余年，郭氏为后时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过失，竟被刘秀过河拆桥，没有任何旧情可言。如此作为，对阴丽华可以说是情深意重，但对郭圣通无疑是薄情寡恩。

在影视剧中被塑造成“大反派”的郭圣通

刘秀的第二张假面是厚待功臣的仁慈君主。

自古评论群臣关系，始终绕不开“飞鸟尽，良弓藏”的老调，而刘秀似乎在古代帝王中独树一帜，言必提光武帝不杀功臣，诸葛亮就说刘秀在才能之外兼具仁德，所以胜过高祖刘邦。但事实上，刘秀不仅诛杀功臣，手段还相当严酷。

留下了“马革裹尸”佳话的马援就因为功高震主被刘秀猜忌。马援在征讨五溪蛮的路上得了重病，刘秀则不断派人指责马援拥兵不前，意图不轨，马援被迫进军，结果发病死在了路上。死后马援的家人甚至不敢收敛尸骨，就被草草的埋在了当地，直到章帝时期，朝廷才允许为马援建立正式的祠堂。

马援身为武将遭受猜忌或许可以理解，另一位功臣韩歆却只是因为进言时言辞激烈就被刘秀逼迫自杀，导致当时忠直之士人人自危，“群臣莫敢直言”，这在历朝的开国君主中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汉高祖刘邦在后世一直背负着滥杀功臣的指责，但细数他诛杀的功臣，陈郗、英布谋反无疑，韩信、彭越明目张胆不听号令，甚至干脆就是谋反未遂。比之刘秀因多疑和私怨逼杀忠臣却坐享仁君之名，刘邦岂不冤枉？

刘秀的第三张假面是文武兼备的不世帝王。

刘秀既是打天下的开国者，又是西汉基业的继承者，他的谥号“光武”便是对他生前事业的巨大肯定，后世史家也将其统治时期成为“光武中兴”。但实际上，西汉强盛的武力当时并未光复，天下的局面更非中兴。

在对外征战上，刘秀多次讨伐匈奴无一胜绩，甚至在过去名不见经传的羌人的攻击下被迫放弃了河套地区；而当时国内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刘秀死后，继位的汉明帝如此评价时局：“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几乎是暗示老爹在地方上给自己留了个烂摊子。

不可否认，刘秀仍然算得上一代英主，他的统一战争结束了西汉末年以来长期持续的混乱局面，使得社会生产得以逐渐恢复。但刘秀终其一生未能实现真正的汉朝中兴，东汉初年的内忧外患是在他的儿子明帝统治期间才逐渐解决。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光武帝刘秀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竟能使东汉以来无数杰出的历史学家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将刘秀推到了古往今来最顶尖的完美君主的宝座上呢？

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刘秀的理念符合掌握笔杆子的世家大族的利益。王莽试图改变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的社会问题，结果他的改革触及了地主豪族的根本利益，于是被拉下了马。刘秀正是河东豪族们推出的代表，他借大地主之力上位，就必须与他们共享天下的利益。于是他继续沿用西汉时期宽松的土地政策，结果豪族势力急剧膨胀，地方邬堡林立，中央政令不行。但刘秀却因此讨好了世家大族，《后汉书》作者范晔就是出身南阳的权宦之家，他将刘秀杀害功臣、对外败绩的史料放在相应列传中，污点几乎不见于本传，这正是豪族们对光武帝“优待”的回报。

第二，当时的人们需要一个“治世”，哪怕它是被塑造出来的。西汉末年，因为土地被地主侵吞，地方局势动荡，汉王朝逐渐失去了人心，于是王莽顺理成章代汉自立。结果王莽篡汉后的改革没有经过任何规划、肆意妄为，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伤害，天下竟又一次“人心思汉”，反而对汉的延续起到了以毒攻毒的功效。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象征“强汉”复兴的时代，既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也满足了人们对汉王朝的美好幻想。

于是，刘秀身上的“黑点”被人们自觉抹去，历史上留下了光武中兴的美谈，却鲜有人提及在刘秀在世时河北豪族就已经开始起兵作乱，势力之大竟能使中央妥协，承认他们在河北的“合法”权力。土地兼并、农民起义，在西汉两百年历史中已经唱完的故事，在东汉两百年的舞台上再次登场。我们似乎也不能将这一切的责任都推给被过度美化的光武帝，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吞没农民土地是地主阶级扩大利益的必然选择，这样的故事不光上演于两汉，还在之后的时代不断重复着。这也再一次证明了，个人选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