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上海的外滩建筑声名远播，不过，真正要读懂它们，没有一点西方建筑和艺术发展史的背景知识是很难的。

自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各国掀起以来，西方的建筑和艺术大体上是循着这样两条轨迹交互发展的：在意大利，由文艺复兴运动渐次发展到以巴洛克为主体的艺术潮流，米开朗基罗是伟大的承前启后者，他于1520年至1534年间为美第奇家族陵墓创作的一组大理石雕像《昼、夜、晨、昏》，那是巴洛克艺术的滥觞；一百多年后的罗马四喷泉圣卡罗教堂是巴洛克建筑的杰作。在此后的两百年间，这种风格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向北、跨过地中海向西扩散，终至无远弗届。在法国，到了文艺复兴晚期，人们渐次接受了帕拉第奥平衡和对称的设计理念，发展出了古典主义，继而受到巴洛克的影响，滋生出了属于本土的洛可可艺术，凡尔赛宫镜厅就是洛可可最辉煌的杰作。可当巴洛克和洛可可都因为过于繁复、限制了创新而走进死胡同后，人们在茫然之余又开始重新向古典世界学习，随着现代考古学的进展，古希腊、古罗马艺术内在的感召力，那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再一次征服了人心，两条线索殊途同归，重新回到了古典主义，只不过这一次，人们将其称作新古典主义。

19世纪的欧洲建筑界基本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一统天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20世纪之交才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变化。先是在布鲁塞尔，建筑艺术界掀起了以纤细的藤蔓花草为装饰特征的新艺术运动，很快这种求新、求变设计思潮传遍了整个欧洲，在德国，人们将新艺术运动称作青年风格派；在英国叫工艺美术运动；传播到了荷兰则被称作风格派。继而在一次大战以后，一种与历史主义没有任何联系的包豪斯学院派在德国兴起；与之相抗衡的是法国于1925年在巴黎举办了“国际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博览会”，他们沉着地将一种成熟的装饰艺术风格推上了世界舞台，据统计共有超过1600万观众参观了博览会，结果是将这种风格华丽，体裁多样的艺术装饰手法带向了全世界……

而上海，具体讲在外滩，对同一时期欧洲发生的一切并未置身事外，凡上述种种，在外滩建筑长廊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限于篇幅，只能略举一二叙述。

外滩15号，古典主义与上海的美丽邂逅

“当银行大厦破土动工时，当地的建筑界元老怀疑地摇着他们聪敏的脑袋，这个年轻的德国佬一定疯了！令他们大为惊骇的是他竟然想把只适合欧洲的新思潮在中国付诸实践……依这些人的高见，不按照套路建楼终究会碰壁，谁若想在上海用天然石料建房，只会自讨苦吃。”

上面是1911年3月10日上海《德文新报》在追述华俄道胜银行大厦建造往事的时候写下的一段话。其时离这栋用石头建造的房子，即今外滩15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建成已有10年之久。这家报纸接下来写道：“这栋大楼，从外观造型到内部装饰以及总体构思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海因里希·贝克，他以设计建造这座银行大厦向亚洲的建筑界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上海第一栋从设计、材料到施工均能与欧洲本土相媲美的建筑。”

诚然，在上海用天然石材造房子难度确实不小！考虑到上海的软土地基，贝克采用了沉砂筏式基础代替打桩，结构是以砖墙和钢梁承重。他以自己设计的网状钢桁架结构，亲自指挥工人吊装至指定的位置，外面再以厚实沉重的天然条石饰面。因为贝克对那种在本地沿用已久的纸筋灰浆粉刷外墙的施工手法深恶痛绝，他大胆地以大理石作为内外墙的贴面，并在二、三层外墙面上镶贴乳白色的釉面砖和装饰浮雕，结果产生了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惊艳到了当地的建筑界元老，而这在当时的上海尚属首创。

确实，此前从没有人敢于像他一样这么做，海因里希·贝克，这位年轻的德国建筑师是将欧洲古典主义建筑不加删节地引入上海的第一人，他以法国凡尔赛的小特里阿农宫为蓝本绘就了来到上海后获得的第一项工程委托。小特里阿农宫是路易十五为了他的情妇蓬帕杜夫人而下令于1762年修建的、典型的古典主义建筑，但贝克的意匠并没有只停留在16世纪，他在室内设计上大量采用了当时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装饰，让古典与新潮完美地结合在了一栋大楼的身上。

外滩12号，新古典主义的胜出

如果说德国人贝克是第一个将欧洲古典主义引入上海的建筑师，那么英国建筑师乔治·利奥波特·威尔逊则将上海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推向了空前绝后的巅峰。

今天我们看到的外滩12号大楼，这栋纯净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其实一开始的设计并不是这样的。早在1920年初，计划中新的汇丰银行大楼设计稿就已经完成了，同当时欧美大多数商业建筑一样，外立面有许多装饰性雕塑。上海英文杂志The Far Eastern Review曾报道说：“居高临下的气势和建筑的装饰将使大厦显得更加宏伟，其位置正面对着黄浦江，这本身就给设计师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少有机会，在这个位置上，全世界的商船都可以看见她。 ……建筑的顶部还将用一个直径56英尺的包铜圆顶来装饰，上面有四个凸起的圆形窗洞。鼓座高达10英尺，用金色的马赛克镶嵌，因而会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就像巴黎荣军院教堂的巨大穹顶一样。”记者接着又写道：“建筑将有一个墩座，上可放置雕像和栽种花木的宝瓶。正面雕塑的题材将分别代表着工业、农业、劳动、时间、公正，还有艺术；此外，沿四川路也将有一个立面，尽管设计肯定会做某些改动，总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直到1921年5月5日，汇丰银行新大楼才正式开工兴建，很显然原方案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各有关方面的仔细推敲，最终摈弃了绝大部分华丽的装饰性雕塑，业主委员会认为原设计固然漂亮但品位不高，建筑更应该强调恰当的比例和纯正的细部，形式的简洁才是体现古典高贵气质的重要方面。修改后的设计从地面到顶部护栏的高度没有变化，但中间穹顶的高度被提高了，达到180英尺。大楼的主要立面全部采用产自香港的花岗岩贴砌，这种材料质地优良，外表是灰白色的，在阳光下非常明亮，与雅典帕特农神庙毫无二致。

1923年6月23日，总投资达1000万元的汇丰银行新大楼建成投入了使用，造价超出了最初预算的5倍！银行的主入口由宽11英尺，高20英尺的三个拱券门洞组成，门洞顶部的锁石雕有三个头像，那是建筑外表仅有的雕塑。中间的头像代表农业，意为财富之源；两边的头像分别代表工业和航运，那是造成现代经济繁荣的两大助推器。

从门廊穿过三扇青铜玻璃旋转门就可进入八角形门厅，门厅上方的鼓座有八幅镶板，其象征分别是汇丰银行在伦敦、纽约、东京、上海、香港、巴黎、曼谷、加尔各答的八家分行。每幅壁画的主题人物是不同装束和寓意的女神，象征上海的是“睿智”。女神右手平置在前额，目光注视着远方，左手操纵着舵轮。右下方的老人象征着扬子江源远流长；年轻女性象征着海运，他们都看护着一艘帆船，表示对贸易的呵护。细看我们可以发现这八组人物造像均作金字塔型的构图，那是新古典主义的特征，人物形象也更接近于真实，不似巴洛克绘画中的那么丰腴。

门厅的圆形天顶画是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驶着金色马车正自东至西驰过天空，追赶他的孪生姊妹、月亮神阿忒弥斯，月神前额上镶嵌着一颗新月形宝石，背景的一半是白天、另一半是黑夜；云彩承托着的谷物女神色列斯手捧丰收之角，里面盛满了谷穗和各种水果，那是丰硕的象征。整幅天顶画的寓意是苍穹大地和日月星辰的生生不息。英国人当时将这幢大楼里的所有神祇都标以希腊名字，建筑也被称为是新希腊风格。其实新古典主义本身就包含了新希腊和新罗马两种形式。只是由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盎格鲁·撒克逊人也许忘怀不了早先罗马的征服给他们的土地带去的屈辱，因而更喜欢自由明快的古希腊建筑，我们看到伦敦的白金汉宫和大英博物馆都是非常纯净的新希腊风格；法兰西则因为在高卢时期本身就是罗马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们比较喜欢古罗马建筑的那种威严、秩序和荣誉感，巴黎的凯旋门、先贤祠都采用了纯粹的新罗马风格；生活在新大陆的美国人没有历史包袱，他们兼容并蓄，华盛顿的白宫是希腊风格，国会大厦是罗马风格；而新古典主义到了商业氛围浓浓的上海，则干脆把两种形式整合到了一栋建筑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外滩12号大楼：新希腊风格的建筑主体于顶部的中央簇拥起了一个高高在上的罗马式穹隆。

外滩14号海关大厦，再出发

获得巨大成功后的威尔逊收到的又一份设计合约来自中国官方。1924年，他获得了海关监督朱有济和江海关税务司梅乐和联名签署的委托书。在未来的新海关建筑上，甲方除了要继续保留四面钟以外，对建筑的形式未作任何限制，这意味着除了信任，还给予乙方很大的自由创作空间。威尔逊明白，这对建筑师而言是一种很高的礼遇，然而接受了新委托的威尔逊并没有像多数人一样兴奋得将自己立刻关进绘图室，这位1880年出生在伦敦的学院派建筑师此时已不再年轻，他需要寻找新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向公司行政当局申请了休假并开始环欧洲及地中海旅行。假期中他仔细考察了欧洲大城市的海关建筑，慕尼黑的新市政厅、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钟楼。闲暇时他无数次地在古希腊的废墟中流连，面对着地中海的落日沉思；他还专程赴巴黎参观了正在举办的装饰艺术博览会，那些充满新思维的建筑模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确实，他一直不停地在构思自己的下一个作品……

1925年12月15日，迟起却温暖的冬日阳光洒在外滩工地上，朱有济与梅乐和联袂主持了第三代海关大厦的奠基礼，作为责任建筑师，威尔逊带着自信的微笑也出现在了现场。1927年底，当时外滩最高的大楼终于竣工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建筑师对一至二层的处理仍然是严谨的古典主义手法，尤其是主入口的柱廊，依照纯粹的陶立克风格建成，这似乎是将帕特农神庙的柱子直接搬来了上海，像古希腊人的向往一样，海船和海神的浮雕在大门上方横饰带的陇间壁上被传神地描绘出来。不仅如此，大楼内外的许多装饰和墙面，也都象征着航海，但从整体上看，建筑师的这种手法使用得相当有节制。

第三层作为过渡，他以一条正面饰有回纹的腰线将上下两部分加以明晰的区分，上面的标准层部分是强调高度感的垂直线条，这正是装饰艺术派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并且还使用了新材料：铸铜的窗裙饰板，这也符合装饰艺术派的特征。如果将这部分楼层增加数倍乃至十几倍，就成了典型意义上的美式摩天楼了，但建筑师没有那样做，他以一道檐口结束了人们的想象，之后又在建筑的顶部开始了再次探索，我们在这里看得出建筑师交织着的彷徨心理，他在努力寻找着形式上新与旧、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和谐。先是再次回到了他熟稔的复古构思，重复地安排了四个由角亭、柱廊等的组合作为整个塔楼的基座，上面一层又做了四个简化的中国式须弥座，然后才簇拥起高高在上的钟楼，在那里，建筑师的创造力终于开出了智慧的花果，他以数个逐层收分的立方体——那是一种没有受到任何历史风格影响的语言——诠释了钟楼的造型，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宣告自己完成了由古典向现代的再出发。

钟楼上镶嵌着巨大的四面钟至今仍是浦西外滩的中心。钟的机械部分由英国乔伊斯公司制造，这家老牌的英国公司历史上最大的骄傲是其曾担任伦敦大本钟的制造商。它的四个钟面都是双层玻璃的，可以抵抗上海夏秋季节台风的压力。此外，还用金属箍带加固，金属数字本身也是一种强大的支撑物。钟的机械装置则安装在钟楼内的支架上，它是由齿轮、杠杆和钢丝绳组成的一套复杂的装置，通过重力势能运转。四个厚厚的指针从发动装置径直指向外部四个钟面的中心。安置在钟楼顶部的五口青铜钟构成了和谐的钟声，四个小钟每隔一刻钟敲一下，大钟在整点敲响，当发动装置发出指令时，通过解扣、跳闸来回运动，重力势能和钢丝绳击打出铜钟浑厚的音调。钟体来自英国的泰勒铸钟厂。现在全世界仅有两套相同的铜钟，一套在上海，另一套在纽黑文的耶鲁大学校园里。

外滩20号，为摩登艺术设定了范本

如果说海关大厦已经在其钟楼的造型上宣告了上海装饰艺术建筑的诞生，但设计师的思想还没有脱离古典主义的羁绊，那么在设计外滩20号和平饭店大楼（当时称沙逊大厦）时，威尔逊对建筑的审美取向已经完成了向现代装饰艺术的转变。沙逊大厦不仅在建筑的外部造型，并且在内部的大理石地面、玻璃拱廊、墙面拼花图案、栏杆、天花板和灯具等的造型设计上，显示了纯粹的现代装饰艺术风格。当大楼落成并以“华懋饭店”的名义对外营业时，所有的旅客或访客（包括曾下榻于此的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都为这种美得不可方物的艺术所折服，上海第一次获得了“魔都”的称号。

确实在这栋大楼上已经看不到任何古典柱式、山花、穹顶或者雕塑，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几何图形或由硬线条构成的花卉动物图案，巨大的铜窗框上有一对相互回望的灵缇犬，那也是经由建筑师重新绘制的，带有机械加工意味的线描图案。沙逊家族原本是巴格达的一个古老的犹太族群，灵缇是原产自中东的古老犬种，被沙逊家族拿来做族徽；大楼内九国风格的套房看似追求新奇，实则也是装饰艺术一种常用的表现手法，即从异质文化中汲取素材来激发创作的灵感。所以讲沙逊大厦是20世纪20年代外滩建造的最后一幢楼房，也是上海终结古典样式的第一幢楼房，它定义了魔都艺术装饰的标准，从学术的角度上讲，其里程碑式的意义不可低估。

前已述及，巴黎为纪念现代应用艺术诞生100周年，举办过一次名为“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的大型国际博览会，法国人的宗旨是宣传现代制造业对艺术的依赖。从那以后，一种带有高耸形体和类似几何图案装饰的“新潮建筑”或称“摩登建筑”开始在世界上许多大城市中流行，直到二次大战的爆发才戛然而止。战后现代主义建筑大行其道，装饰艺术派一度式微。1968年英国学者希利尔第一次在他的著作中以“Art Deco”为名归纳了这种艺术流派并得到广泛的认同。

沙逊大厦由新仁记营造厂承造。建筑为钢框架结构，平面略呈“A”字形，临外滩的东部塔楼高12层，上面再冠以墨绿色红脊方锥体铜皮屋顶，与西部的9层相比突出了高耸感。原设计方锥体塔顶上是一颗被托起的圆形发光体，隐喻着上海作为东方明珠的地位，可最终这一在当时属于非常前卫的构思未被业主方接受，改成在顶部采光亭上再建一小型的方锥体屋顶。方锥体脱胎于古埃及的方尖碑，与哥特式教堂的尖顶不属于同一文脉。20世纪20年代中晚期，一股高层建筑屋顶采用古埃及风格的金字塔或方尖碑造型的潮流在北美各大城市十分流行，这是因为英国考古学家卡特1922年在埃及王陵谷发现了法老图坦卡门的陵墓，以及随之出土的包括黄金面具在内的大批稀世珍宝轰动了整个欧美，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埃及学的高度兴趣。金字塔、方尖碑、老鹰、翅膀、圣甲虫等埃及意象影响了整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筑的艺术装饰，上海作为一座追赶潮流的城市，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们无疑也会受到这种流行的影响并欣然接受。按今天的统计，上海优秀历史建筑中的70%是装饰艺术风格。

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家李格尔认为，现代以来人们看重和保护的主要是无意为之的纪念物，即原本不是为了特定的纪念而建，后来才获得某种纪念意义的遗产对象。今天的上海外滩就是这类具有纪念意义的遗产对象，它已然成为这座城市人民的集体记忆。记忆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加强自我认同的基础。建筑遗产对社会的集体认同作用，是指人们将特定的事物视为某种共同的基础，并构建出想象的共同体，感到自己属于这一共同体而表现出的集体认同感。外滩建筑群作为海派文化的象征之一，具有极强的地域凝聚力，是上海市民的身份认同，因此我们在今后的保护中要更加注重维系这种凝聚力。

作者：钱宗灏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郭超豪

*文汇独家稿件，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