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由于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距太大，可以说日本是处于绝对优势，而中国是处于一个绝对的劣势。在整个抗战里，中国曾经有过三个非常艰难危波险的时刻。

▲蒋介石和宋美龄

第一个时刻是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和，蒋介石坚决主战、拒和。

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淞沪抗战，中国政府调集了75万军队迎战三个月，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拿出了当时所可能调动的全部力量，从全国各地调了75万军队和日本人在上海战场打了三个月，但是，由于敌强我弱，被迫撤退。又由于决定仓促，指挥无方，形成了溃败。

日军违反军事常例，在血战之后，并不修整，火速进攻南京，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中国的首都沦陷。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一个悲剧性的重大事件，中国政府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立即通电，声称中国军队退出，绝不至于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的抗日本侵略的原定国策，他唯一意义是使之有更加加强全国抗战之决心。

此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坚决拒和，一面拒绝德国陶德曼大使的调停，一面则坚决抵制国民政府的主和派。

▲日军攻入上海市内。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曾经有过迁都拒和的历史。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在1894到1895期间，康有为由于日军打进了山海关，北京处在日军的进攻矛头之下，所以当时康有为曾经给清朝上一份奏折，其中一个就是拒和，就是拒绝和日本人谈和；

第二个主张是迁都，主张把当时清朝的首都从北京迁到西安，第三个要求是变法。

拒和、迁都、变法，但清朝政府没有接受康有为的主张。

这次南京沦陷，中国面临着非常危险的状况，所以，国民政府蒋介石做的第一就是拒和，不和日本人谈判，第二迁都，把中国的首都从南京迁到重庆。

当时国民党内部是什么情况呢？

12月15日，也就是南京沦陷的第二天，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当时在会上主和、主战，一部分人主张和日本讲和，一部分人主张继续战斗，意见不一样。

但在这个高级干部的会议上，主和者占多数，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干部主要议和。

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在这个时候，汪精卫就向蒋介石提出，现在你不行了，还是让我出来，让我出来，以第三者的面目组织一个新的政府，跟日本人谈和。

可见由于南京的沦陷，汪精卫第一个动摇了，他要以第三者的面目，就是既不是国民政府，也不是日本政府，也不是当时的中国一部分亲日派准备成立的所谓维新政府，他要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和日本人谈和。

蒋介石当时就回答他不可以，不可能和日本人谈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图为日本记者实拍南京沦陷时的照片。

当时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居正跟蒋介石讲，现在国都都沦陷了，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个出路，就是跟日本人讲和。

居正跟蒋介石讲，如果你不敢跟日本人谈和，不敢在条约上签字，我居正代表你签字。

当时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老先生，他在国民上应该是左派，对日上应该是强硬的。但在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于右任也批评蒋介石说，你怎么到现在还犹豫不决呢？要赶快谈和。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讲

“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只有为中国要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够向敌人屈服，不能够订立不能接受的条件，订了条件以后，就会增加我们国家民族永远的束缚。现在是一个大的危险的关口，我们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的利益为前提，不能和日本人谈和。和日本人谈和，对外的战争可以停，对内的战争会起来，国家一定会出现大乱的局面。”

蒋介石说今天最危险的之点就在于停战言和。

南京停战以后，蒋介石在日记里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

应该承认，当时的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淞沪大战，中国的75万军队打败了，南京的保卫战，中国的十多万军队也打败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应该说中国的抗战处在一个非常艰难、危险的关口。

在国民党高层大多数主张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下，蒋介石坚持拒绝谈判，拒绝了日本人讲和，坚持迁都重庆，这是做长期抗战的准备，这是中国抗战的第一个艰难危险的时刻。

▲抗战初期的龙云与蒋介石

中国抗战第二个艰难危险的时刻就是1938年广州武汉失陷。

汪精卫从重庆出逃，日军打下南京以后，在1938年，首先是打下了广州，这样的话，中国政府从香港接受外国援助的通道被堵住了，然后很快广州失陷，中国政府在南京沦陷以后，把主要的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搬到武汉，作为迁都重庆的一个准备。

那么广州、武汉的失陷使得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再度丢掉了一个行政军事的指挥机构。

到了重庆以后，汪精卫由于对抗战失去信心，在1938年的年底从重庆出逃，到了昆明。

到了昆明以后，汪精卫又和当时昆明的最高领导者龙云交了底。

在南京时期，汪精卫曾经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组织一个新的政府，跟日本人谈和。

到了重庆时期，到了汪精卫从重庆出逃的这个时候，汪精卫到了昆明以后，又跟龙云交底，说“我要组织一个第三势力”，也就是联络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西南各省，以这个为根据地成立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府，也就是说汪精卫继续要想组织第三股力量和日本人谈判。

在昆明的时候，汪精卫向龙云交了底。而且当时汪精卫也联络了一些人，例如云南的龙云，例如西康的刘文辉，还例如一些广西的首领、广东的军事首领，例如像张发奎等一大批军事将领。

也就是说汪精卫出逃不仅仅是作为国民党副总裁的背叛，而且他还想用他的背叛带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这五个省都投降日本人，应该说这时候是中国抗战的第二个艰难危险的时刻。

龙云虽然是云南省主席，虽然当时是抗战阵营里，但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和日本日谈和的计划。

除了龙云之外，四川的刘文辉也是汪精卫的支持者。大家想，如果龙云跟着汪精卫跑了，如果刘文辉、张发奎他们都跟汪精卫跑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根据地一个是四川，一个是云南，在华北就是山西，山西的阎锡山这时候也在动摇，阎锡山也派了他的部下秘密和日本人谈判，想要跟日本人谈和。

所以，我说1938年的年底到1939年的年初，由于汪精卫的出逃，由于广州、武汉的失陷，中国的抗战面临着第二个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

▲汪精卫（右）逃离重庆前往昆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右二）在机场迎接。

中国抗战的第三个艰难危险的时刻，就是1944年日军进攻贵州的独山。

1944年，日本人为了打通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发动了一号作战。

一号作战在中国近代史上称为豫湘桂战役，日本人先打河南、湖北、湖南、广西，中国的军队也都失败了，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一溃千里，就是一下子中国成千公里的国土丢了，离重庆就不远了。

在日本打到贵州的底下，当时美国的魏德迈将军问蒋介石，说日军打到独山怎么办？

魏德迈将军的建议就是再迁都，从重庆迁到昆明，蒋介石说我不准备再走了，准备和重庆共存亡，一步也不能离开重庆。

蒋介石的这个话让魏德曼很感动，魏德曼向蒋介石表示，那么我一步也不离开你，愿意和你一起守卫重庆。

蒋介石当时很镇定，但驻守重庆的各个大使馆都很紧张。

首先，苏联大使馆准备撤侨，准备把侨民撤离重庆，另外英国和美国都准备撤侨，准备把自己的侨民从重庆撤离。

如果英国、美国、苏联的大使馆都要下令自己的侨民离开重庆的话，这个会造成空前未有的紧张、慌乱的局面。

蒋介石自己不愿意离开重庆，表示再也不迁都，同时向英国、美国、苏联的大使馆提出来，希望你们镇定、稳重，动员自己的侨民不要离开重庆。

同时蒋介石调集了军队，包括从河南前线把汤恩伯的部队调回重庆，准备以乌江为防线保卫重庆，这是重庆抗战的第三个艰难危险的时刻。

这是中国的三个艰难危险时刻。

▲蒋介石宋美龄在重庆

这三个艰难危险时刻，南京沦陷，多数国民党主和；

广东、武汉沦陷，汪精卫出逃，在这个情况下，是第二个危险时刻；

第三个危险时刻是日军打到重庆，英、美、苏都很慌乱，准备彻底撤侨的情况下，蒋介石表示一定要死守重庆，和重庆共存亡。

这三个艰难危险的时刻，由于蒋介石的镇定，由于蒋介石的坚决，中国的抗战度过了三个艰难危险的时刻。

○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著），重庆出版社授权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