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中学时，有时会去父亲的厂子里玩。那是个老的酿造厂，很多计划经济时代建造的老厂房，里面储存着白酒、黄酒、酱油和酱瓜，为了保证那种特殊的酿造风味，这些厂房很少翻修，内部阴暗潮湿，以致整个厂区都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味道。不过这对各个角落里的花草倒是件好事，有时一些豆粕脚料埋在花树下，使它们长得分外茂盛。

那时我喜欢去看这些花木，尤其是初夏栀子花开的时候，香气馥郁。那些花木有专人照料，那人五十来岁，经常推着小车转悠。一来二去，渐渐地也就和他多了些话。他其实并非专职的花匠，原只在车间里负责拼接装酒瓶用的木箱，不过闲暇之余，有时去为花剪枝除草，到后来，这索性成了他的职责范围。

他是我们邻村人，小时家里穷，没上过几年学，后来便做了木匠，平时侍弄些花草，此外别无其他，生活一直简单之极，连崇明岛似乎也没出去过。大概只在女儿考上大学时，为送她去上海，破例去了一次，但也很快回来了。他们老两口，就这一个女儿，是领养的，他总觉得女儿在这个穷家里长大是亏待了她，几乎总是倾其所有地给她。

女儿考上大学后，村里人说起来总是笑言：“老杨，你可有后福啊！培养出这么聪明的丫头。”他只笑笑。他自己文化有限，没能怎么培养她，有时他甚至觉得，那只怕是因为她生身父母比较聪明吧。

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之后我离岛去南方读书，毕业回来忙了几年，忽然有一次，父亲说：“你还记得以前种花钉木箱的那个老杨吗？”“记得，他怎么了？”父亲笑了笑说：“他去新西兰了。”我吃了一惊。一问，才知道他女儿婚后和丈夫一起移民去了新西兰，安顿下来后，便把父母都接过去了。

他原先连崇明岛也没怎么迈出去过，这次却是远渡重洋，一下到了世界尽头的另一端。其实老两口也并不怎么想去，只是在老家也没什么亲人了老有所依，又只有这一个女儿，他们又是一片孝心，也总算是老有所依。去了那边，再要回老家也难了，别的不说，回来一趟的机票就得一万多，他也舍不得。只是有时在电话里，他和老同事说，在那边，真变成了外国人，出门去，英文看不懂也说不来，偶尔需要出门，都要女儿女婿事先把家庭地址写好，以免万一迷路，让警察送回来。电视他也看不懂，在国内时连电视上的普通话都未必全能听懂的人，哪里能明白英语的电视节目？只不过看看画面，聊以解闷而已。所幸老伴也同去老有所依，总还有人说说话；女儿女婿虽然也都会说崇明话，但在家里，有时为了两个孩子的成长，还是说英语，虽然他巴不得两个小外孙也都能懂崇明话，但这话毕竟说不出口。

他有次在电话里说，出去了可真明白为什么说“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挤好乱好快活”，现在懂了。也很奇怪，以前在崇明，分明是在一个岛上生活，可自己很少感觉到，因为平日的生活也就这么方圆一二十里，连长江边都很少去；可到了新西兰，北岛比崇明大上百倍，自己却时时觉得自己是在茫茫无边的大海中央，好像脚踩着一块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海浪冲刷殆尽的礁石。说不出的一种感觉。

如今他已去了十来年，想来也不会再回来了。不过我能想见，他应该还会在院子里种花种草，现在，这变成了他纪念故乡的方式。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草木众人”是对崇明乡间生活的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