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汉代的历史，主要依靠《汉书》《后汉书》等传世文献。不过，由于传世文献的数量总体并不丰富，所以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靠出土文献，比如简帛、铜器、玺印封泥、漆器文字等。

这些出土的汉代文献，既可以纠正史书中的某些错误说法，如《汉书·地理志》记西河郡有千章县，但是内蒙古出土的一件西汉铜漏壶上有“干章”字样，可知《地理志》的千章实为干章之误；同时又可以补充史书记载之不足，如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贼律》显示，汉初的同姓王国虽然是西汉王朝的一部分，但同时又是与汉廷并立之国。汉廷将同姓诸侯当作敌国，故而对它们防范甚严。对于研究汉代历史而言，它们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元始三年（公元3年）蜀郡西工乘舆铭漆耳杯，2004年郑巨欣摄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

漆器文字是汉代出土文献的一大宗，对于研究汉代的职官制度、手工业生产与古代工艺等均有相当的裨益。早在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即发表《汉代漆器纪年铭文集录》一文 （《东方学报》第5册，1934年），将已发现的汉代纪年漆器铭文汇为一编，对铭文记载的职官、工艺等多有讨论。

此后，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关于漆器文字的研究也在陆续推进。在诸多的论著中，最重要的是洪石先生的专著《战国秦汉漆器研究》 （文物出版社，2006年），对战国秦汉漆器的类型、工艺、文字等作了综合研究。洪先生利用漆器文字，深入探讨了汉代漆器的生产、管理与使用等。当然，有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加之近十几年来新出现的汉代纪年漆器铭文亟待整理研究，因此郑巨欣教授、王树明先生撰成《汉代纪年漆器铭文汇考》一书 （文物出版社，2022年，以下简称《汇考》），择取价值较大的汉代纪年漆器，对它们的铭文加以整理考订，并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

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汉代纪年漆器铭文的类编与考证，第二部分则是六篇专题的研究论文。

汉代漆器的生产机构，按照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郡国自营、地方国营、中央专营三类。按照这个标准，《汇考》将汉代的纪年漆器铭文作了分类汇编。近十多年来，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与江苏盱眙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中陆续出土不少纪年漆器，均被《汇考》收入其中。随后，《汇考》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在每一件漆器铭文之下，先详标出土信息、贮藏机构、形制、尺寸、纹饰等信息，再对铭文中的年代、地名、职官等逐一考证。考证工作综合前人的研究，巨细靡遗，在做结论时能择善而从，又时出己见，既方便翻检查核，又体现了作者对若干问题的研究心得。

专题论文部分，是作者在梳理铭文的基础上所作的相关研究。以往研究汉代漆器的学者，多从历史学、考古学的角度出发，侧重铭文所体现的职官制度、手工业生产以及不同类型的纹饰所体现的时代特征，虽然对漆器的制作工艺有所涉及，但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汇考》的作者郑巨欣教授是著名的工艺研究专家，对古代的手工艺有着精深的研究。从这样的角度去研究汉代的纪年漆器铭文所反映的制作工艺，自然会有独到的见解。

在传统社会，手工艺的传承往往历久而稳定。比如清代的制陶工艺与汉代的制陶工艺恐怕并无多大区别。漆器行业也是如此。汉代漆器铭文中的素工、髹工、上工、涂工、画工、䑣 （《汇考》所释）工、清工、造工等工序，前人异说纷纭，作者在《汉代漆工的事职》一文中，联系《辍耕录》《髹饰录》等元明文献中对于漆器制作工艺的记载，对汉代漆器铭文上的诸多工艺详加考辨，逐一落实。

比如列于漆器铭文首位的素工，学者都认为是与胎骨制作有关的一个工种。《汇考》征引《辍耕录》《髹饰录》等文献记载，对此加以肯定。不过，大家对它的具体看法并不相同，有人认为是做木胎，有人认为是泛指制胎，还有人认为是在胎底上漆灰底或造素地等。《汇考》指出，并非每一件汉代的纪年漆器铭文中都有“素工”，凡自名纻胎者均无“素工”，凡有“素工”者均有木胎，可见“素工”应为制作木胎的工人。

随后，《汇考》解释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素工”。在汉代的纪年漆器铭文中，凡纻胎者无需“素工”，夹纻者则需要。纻胎与夹纻胎有别。这一点王仲殊先生在《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已经指出。《汇考》从工艺的层面进一步说明：“纻胎是一种脱胎工艺，即在内范上直接用漆灰逐层加纻布，待成型并干燥后脱去内范而成胎骨。后者（引者案，即夹纻）则无须脱胎，一般是在内范的里外均加裱纻布，待成型并干燥后自成一体。前者之内范，应是事先做好的模具，一具可用于多器；后者之内范，则多用薄木胎专门制作，一具仅用一器。此亦正是前者无需勒名‘素工’，而后者需要的根本原因。”这个解释不但使我们加深了对漆器铭文中的“素工”“纻”“夹纻”等文字的理解，而且还对古代漆器的制作工序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

既然要逐一落实工序，《汇考》自然绕不开汉代漆器铭文中的那个难字。这个字有多种写法，前人对它有多种不同的释读，或释为彫，或释为彤，或释为㴘等。释文不同，释义自然有异，有雕刻、涂朱、罩明等不同解释。《汇考》从字形字义出发，结合漆器制作的工艺，认为用雕刻来解释它是最为合理的，因而主张将它释为䑣，读为彫，表示雕刻之意。“䑣工”负责的是雕刻铭文或纹饰，而在漆器上雕刻精细的纹饰或铭文的工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从字形、字义与工艺上将“洀”字加以考定。

在这样细致而深入的考辨过程中，《汇考》为我们展现了古人从制作木胎到最后清理完成的一整套漆器制作流程。

郑巨欣教授在从事中国古代的工艺研究时，不是孤立地去研究某一种手工艺，而是把器物与人相联系，力图揭示器物背后所反映的观念与时代。比如在《梳理的文明》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他一方面叙述了古代梳篦的发展历程，同时又探讨了古人对于梳篦的禁忌、梳疗的方技等观念史上的若干问题。他在对汉代纪年漆器上的三神兽纹的解读中，再次展现了这一特点。

三神兽纹是汉代漆器上常见的纹饰。它的主要构成元素有兽形、囧形云山、圆点三部分。在郑巨欣教授看来，这些图案并不是纯粹的装饰性图象，而是有着深切涵义的：“统合象征星辰的星点、威猛的三神兽、阳气上升的云山，利用‘三’这个抽象变化的数字，以阴阳五行融合自然天象与社会事物，并贯穿天人合一理念来构成视觉形象。”将点、兽、云置放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中加以认识，揭示了图象中所蕴藏的观念史意义。

郑教授还注意到，三神兽纹出现在西汉成帝河平元年以后制作的漆器上。这个时间点比较特殊，值得进一步深思。为什么会在汉成帝时突然出现这种特别的纹饰呢？他认为，这与汉成帝本人息息相关。成帝纵情声色，虽然后妃甚多，却久无子嗣。这是成帝一朝政治的重大关节，深刻影响了西汉末期的政治走向。所谓的神兽，有学者认为是熊，在漆器上的熊纹表达的乃是古代“惟熊惟罴，男子之祥” （《诗经·小雅·斯干》）的生育习俗。这个解释可谓别开生面，而又在情理之中。书中此类精彩之处尚多，相信读者自可体会。

总之，《汇考》一书既在材料方面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又在汉代漆器工艺、制器观念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认识，将汉代纪年漆器文字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