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前人遗产是现代人类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既有的知识往往是概念化的，也就是把现实凝练成一些核心概念，基于这些概念，通过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表达现实，形成一个概念之网。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高效获取知识，缺点是可能过度依赖概念以及仅靠概念的逻辑推演来生产知识，导致名实相乖、知行分离的教条主义或知识空转。

如果这个问题是发生在一个独立自主的知识体系之内，其负面后果也许是有限的。但如果一个知识体系还没那么独立自主，这个缺点造成的后果就有可能相当严重。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就在一定程度上遇到这种情况。西方意识形态数百年来炮制出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日常话语、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等。对于西方概念和知识体系对我们的负面影响，如果不能加以有效解构，不仅我们的对外话语建设将缺乏扎实基础，我们自身价值观的建设也会受到重重阻力。

如何克服西方概念的消极影响，进而建构起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且具有普遍性的新知识？笔者简要梳理出以下几个阶段的具体方法：

第一，接受+辩护：面对西方概念，最初级的应对方法是接受并辩护——姑且承认，然后证明“我也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使用最多的就是这种方式。以民主为例，我们一度默认西方对于“民主”的定义，然后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挖掘与之相关的因素加以表述。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减缓西方攻击，促进对话合作，客观上也曾使西方对改变中国政治抱有幻想。但缺点是容易在实践中造成“滑板效应”，真的向西方概念所指出的方向变化，在国内造成思想的松动和混乱，为西化思想提供更大空间。而且一旦西方认识到中国并不会在根本制度和价值观上向其靠拢，就会变本加厉地对中国加以遏制。

第二，扩大概念内涵：第二级的应对方法是对这些概念的内涵加以丰富扩充，证明“我有你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人权。我们将西方挂在嘴边的“人权”定义为“第一代人权”，即政治公民权，同时更加强调生存权、发展权等内涵。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可以打破西方对概念的垄断，提出西方概念不能涵盖但对第三世界国家更加重要的方面，一方面与西方话语有交流的空间，一方面有利于争取非西方国家支持。

第三，加定语：第三级的应对方法是在西方概念上加定语，我承认这个概念，但我的理解和你不是一个类型，即“和你不同”。还以民主为例。现代民主最初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但逐渐被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所征用、驯化。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调用民主概念同时避免产生对社会主义的同情，是资产阶级理论家们面临的重要挑战。他们通过剥离民主概念的价值内涵，将之转化为选举程序等工具性诠释，使民主概念的外延排除了社会主义民主，包含了资本主义民主。具体操作方法就是为“民主”加上“自由”的定语，试图使“自由民主”成为民主的代称。社会主义民主现在也以其人之道还诸其身，换上“人民”的定语，提出“人民民主”概念。

第四，重新定义：第四级的应对方法是对既有概念进行重新定义，通过我们的定义，表明“我才是正宗”。历史上有很多先例，比如佛教曾经是外来宗教，经过数百年的冲突融合逐步实现中国化，如今中国佛教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佛教的主要形式之一，现在我们在一般语境下不需要特意强调中国佛教了。社会主义刚传入中国时也是个新事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在现代化概念上，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和普遍意义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可，中国也正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也在打破西方先发国家对“现代化”概念的垄断，进而实现对现代化的再定义。同样，我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将随着实践和理论层面的相互促进而逐渐发展成为“民主”概念的一个生动诠释，进而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种代表性形态。

第五，提出新概念：第五级也是最高级的方法，就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实践经验和对世界经验的深刻把握，提出全新的概念体系，做到“以我为主”。随着中国道路的进一步成功和世界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提出更多全新的概念体系，在此基础上为人类共同命运提供更具共同性的知识和价值体系。这个阶段的到来要求我们摆脱知识上的依附状态，敢于以自主心态和世界关怀，对人类共同问题做出高屋建瓴的思考和概念建构。同时也要求我们不能封闭自大。我们要将西方知识降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同时也要吸收其优秀成分，并借鉴其他所有文明的优秀成分。京剧大师郝寿臣先生曾经说过，学艺要把别人揉碎了成为我，而不是把我揉碎了成为别人。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新概念体系的建设。（作者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