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小东

天妒英才！

或许我们阅读《翦商》1，大多都是因为李硕在朋友圈的绝笔。

一个正当壮年的作家，创作之路因为疾病而终止，就像《上品寒士》2的作者贼道三痴一样，令人不胜唏嘘。

由人及书，通过《翦商》这本书，李硕对夏商周三代的想象徐徐展开：上古世界不再是温情脉脉，而是充斥着献祭者的血腥暴虐、还有那作为祭品的奴隶——痛苦的喊叫。

一、新石器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开篇，作《五帝本纪》，夏商周三朝始祖或多或少都与五帝有关系，由此构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但李硕在《翦商》中，透过考古，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夏商周陌生的形象，我们的祖先也不是什么好人。

新石器时代，人们聚群而居，由百人级别的村落，到千人级别的部落，再到万人级别的早期国家，比如陕西石峁古城、山西陶寺古城、浙江良渚古城等。

文明不断演化，社会逐渐分层，贫者孤苦无依，上层贵族却开始居住宫殿、使用精美器物，死后的墓葬里也堆满了豪华随葬品，而且经常用人殉葬。

但是，新石器时代的上层贵族对贫民无法形成压倒性优势，底层反抗时有发生，再加上气候变化等原因，多数古国在繁盛了两三百年后，都发生了解体，重归部落共同体的水平。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古代历史就这样循环往复，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国家。直到时间来到了夏朝，华夏第一王朝的历史开始上演。

二、夏

在一些西方史学家的眼中，夏朝就不是一个国家，不值一提。比如威廉·麦克尼尔的《世界史》，直接就从商朝开始叙述中国历史。

然而，神话与历史交错，大禹治水、夏桀的故事深深嵌入中国人的历史想象，已经无法否定夏朝的存在，造也得造出来一个夏朝。

李硕在《翦商》中基于考古资料推测： 3900年前，一个新砦聚落向西穿过嵩山，进入洛阳盆地，在古伊洛河北岸营建起新的家园，这就是夏朝都城二里头遗址的来历。

大禹治水并不是对九州大地的河流进行改造，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也不允许实施这种改变大江大河的工程。大禹治水的真相是：二里头人改造湿地，开发平原的活动。

治水的目的是为了在洛阳周边种植水稻。这与我们固有的印象发生冲突：不是北方干旱种植粟米，南方湿润种植水稻吗？

但是李硕依据考古资料发现：夏朝的气候、地理和现在不一样，洛阳周边湿地沼泽较多，新砦—二里头人改造湿地，排干沼泽，将其改造成了拥有灌排水系统的稻田。

由此，二里头人种植水稻收获的粮食就多，能够养活的人口也多，从此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期。

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从二里头发掘的墓葬中，已经有龙形随葬品出现。二里头人滨水生活，有崇拜龙的习俗，这种图腾信仰方便将他们更好地凝聚在一起，毕竟讲相同的故事是一个共同体有效合作的前提。

青铜技术的出现，更是让夏朝上层贵族可以轻易镇压贫民的反抗，从而避免了循环往复的古国解体的宿命。而且青铜技术不仅可以制造兵器，也可以制造礼器，比如三足的爵、大口束腰的觚、三袋足的斝和盉等，这进一步促进了文明的发展。

考察陶礼器的分布，可以推算夏朝的统治范围大概是东西约 200公里，南北约 100公里，算起来也就是个五百里王朝。

这个五百里王朝比较保守和封闭，不屑于对外掠夺与扩张，允许臣服的附庸部族保持各自的共同体生活，比如制造青铜的部族，而这也为夏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从考古来看，夏朝存在有限的人祭现象，但并未形成国家信仰。可惜，商朝人来了，历史进入了血腥年代。

三、商祭

圣人无父，感天而生3。

商朝的始祖契是母亲吞鸟蛋而生，周朝的始祖后稷是母亲踩了大脚印而生，耶稣的母亲未婚而生耶稣。

圣人的出生都有些神奇，这可能是母系氏族的遗迹，也可能是神奇的身世会让他人感觉天命所归。

如同商人始祖契的出生不可考究一样，商人的来历也很难考究。从史籍记载来看，商人是一个频繁迁徙的部族，畜牧、农耕、做生意，乘着水牛不断寻找生存的地方。

后来，商人与下七垣、岳石文化中的一些族群形成同盟关系，联合夏朝内部的铸铜族群，攻占了夏朝，建立了商朝。

商朝是和夏朝不一样的王朝，他们热衷于征伐和杀戮，不断扩张着统治势力，人祭现象在商朝成为了国家信仰：他们用“野蛮”的异族人敬献诸神和先祖，祈求天界的福佑，从而获得君临大地和统治列族的权柄。

在《翦商》里，我们看到三种不同的人祭现象：

一是把人夯筑在地基内，用作建筑物的奠基，可称之为“人奠基”。其原理可能是把人奉献给土地之神，用以交换神对建筑物的护佑，以及通过施展巫术，被杀者可能也会变成守护建筑之鬼。

二是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这是狭义的“人祭”。

三是把人作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内，可称之为“人殉”。其原理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尊贵的人在死后会变为神灵，所以在去往神界的旅途中要给他（她）带上一些仆役和食物。

这些人祭现象，在上古时代的部族或多或少地存在，但是商朝将其登峰造极。

从郑州殷墟考古发掘的墓葬估算，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的比例大约在100:1 和65:100 之间，也就是说：最好的情况下 100个正常死者中有 1名被献祭者，最坏的情况下 65名正常死者中就有 100名被献祭者。

透过考古发现的累累白骨，商朝从王族、到贵族、再到平民，普遍陷入了献祭的狂热：祭祀诸神和先祖需要杀人献祭；建造宫殿需要杀人奠基；商王头疼脑热需要杀人献祭问卜；王后妇好喜欢孩子，那么她死后就拿儿童陪葬。

敲骨吸髓、蒸煮人头、人吃人牲——这些都是在献祭过程中发生的，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牲，都可能被肢解、剔剥，甚至烹饪加工。

伐：砍头献祭。

卯：把人或牲畜对半劈开，悬挂祭祀。

燎祭：炮烙之刑，就是将人烧烤献祭。

岁祭：用斧钺剁开肉块，也是一种肢解献祭。

这些都是献祭的具体方式。

商朝也有过宗教改革，试图不杀生进行献祭，比如盘龙城的商人死后只有“腰坑殉狗”，不再献祭活人。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商朝九世而乱，最终是献祭的小双桥商人赢得了胜利。

商王盘庚将王都迁到殷都后，此时马车技术传入，加上原有的青铜技术优势，商朝的国力逐渐恢复，到商王武丁时期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商王祖甲、帝乙和帝辛（纣王）改革祭祀制度，不再随机性祭祀，而是实行“周祭”，按照天干顺序，为所有需要祭祀的先王和先妣制定一年周期的祭祀表，固定每次祭祀的时间和形式，这就要定期杀人献祭。

商朝的统治越来越强，献祭制度也越发规范，黑暗笼罩华夏大地，这不由让人想起成汤灭夏时的那句话：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

那么，当献祭常态化后，被献祭的人从哪里来呢？

四、翦商

周人是二鬼子。

李硕在《翦商》中一个突出的观点就是：周人原本属于羌人的一部分，结果他们成为了商朝的爪牙，定期为商人捕捉羌人，提供祭祀用的人牲。

这种羌奸行为从古公亶父开始。

在这之前，周人在豳地—碾子坡宁静地生活了三百多年，历经十几代人。可是，这种生活被商朝的西部大扩张打破了，周人被商朝收编，以羌制羌，减少统治成本。

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下，古公亶父的形象完全变了，他不再是面对戎狄入侵时心怀百姓的仁者形象，而是在商朝的利诱下，主动离开了豳地—碾子坡，到达商朝赐给他们的周原，拿着商人给的青铜武器，攻击同种的羌人，定期给商朝提供祭祀用的人牲。

而有些不愿攻击羌人的周人，则依旧留在碾子坡，坚守着他们的善良。

从古公亶父、季历、到文王周昌，三代周人一直四处扩张和捕捉俘虏，定期给商人上交“血税”，由此获得了商人的赏识，文王还被赐予“方伯”。

后来，可能是周人的扩张引起了商朝的警觉，也可能是商人在西安老牛坡的崇侯向纣王进谗言，文王被投入羑里监狱，差点成为被献祭的人牲。

是文王的长子伯邑考代父受罪，成为献祭的人牲，他的肉被当成祭品，赐给了文王和其他儿子食用。

周昌父子分食伯邑考给他们留下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后人常说的周公吐哺，或许并不是珍惜人才，可能就是周公被迫吃下长兄的肉酱，想到此事时的呕吐反应。

或许是不想充当商人的爪牙，或许是为伯邑考报仇，或许是看到商朝有机可乘，当文王被放归西岐后，翦商（消灭商朝）就成了周人的事业。

首先就是找到翦商的理论支撑。商人享国日久，一直祭祀上帝和先祖，由此获得神灵的庇佑，周人凭什么获得上帝的青睐？

李硕在《翦商》又一个新发现：《易经》是文王占卜的练习册，是猎俘、人祭、生活经历的回忆录，在文王大宅地下室里，通过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探索，他发现世间的一切都不是永恒和持续不变的，它们都可以有另一种相反的存在形式，一切也都可以颠倒重来一遍，这就是“易”。

由此，现有的世界秩序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尤为重要的是，商朝的统治也是如此。

上帝不一定看重祭品，而是更看重“德”，商人暴虐血腥，周人修德敬天，天命所归，翦商事业一定会获得成功。

其次就是寻找翦商的同盟军。周人攻击羌人，世代为血仇，必须化解仇恨，否则后方不稳，何谈翦商。文王找到羌人吕氏部落的吕尚（姜太公）作为军师，联合羌人一起反抗商朝的统治。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周人还得到了蜀、髳、微、卢、彭和濮等西南部族的支撑，力量进一步壮大。

商朝内部的微子启、箕子、比干等贵族不满纣王的统治，或许想借用周人的力量推翻纣王，重新选择一位商王，他们成了周人的内应，双方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最后，周人得和商人真刀真枪硬干。文王时代，周人东征西讨不服的部族，尤其是灭掉了商人在西安老牛坡的崇国，西土一统。文王去世后，武王在姜太公和周公旦等人的辅佐下继续翦商，先在盟津大会诸侯，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都说纣王可伐，但是武王以“未知天命”解散了盟军。

两年后，武王再次召集盟军伐商，在牧野之地与商军正面对峙。武王怒吼：“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

牧野鹰扬，武王和太公率先直冲商军，商军临阵倒戈，四散逃亡，纣王见局势不可收拾，于是自焚于鹿台。

翦商成功了。

五、周公

商朝灭亡了，但是人祭现象不会突然消失。

武王虽然因为伯邑考被献祭惨死而经常夜不能寐，但是他却是一个“商化”的周人。灭商后，武王像商人一样实行人祭，甚至亲自动手砍杀俘虏，向上帝和先祖献祭。

如果武王活的时间够久，或许接下来的历史和商朝没有什么区别，依旧是一片漆黑。

幸好武王灭商后两年就死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总设计师——周公旦登上了历史舞台。

周公旦辅佐年幼的侄子周颂为继承人，是为周成王。在成王亲政之前，一切政务由周公负责。

辅政期间，周公平定了管叔、蔡叔和霍叔裹挟商王武庚的“三监之乱”，并进攻商人的残存势力，对商人族群进行了拆分，消灭其军事实力。

同时，周公分封诸侯，既有姬姓诸侯，也有吕尚等功臣诸侯，还有微子、箕子等商人诸侯，以便统治、同化新征服的东方地区。

在战争与分封背后，周公做的更伟大的事情，就是从完全废止了商朝的人祭文化。

为了掩盖周人曾经为商人抓俘献祭的历史，为了不再让后人像伯邑考一样被献祭，为了创造一个“不主动杀人，也不无缘无故被杀”的世界，周公和成王摧毁了殷都，掩埋了一切有关人祭的痕迹，严厉禁止周人和商人献祭，人祭现象在华夏大地戛然而止4。

周公敬鬼神而远之，让神灵远离了人民的生活，拒绝神灵对人间的干涉，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

周公像一个设计师一样，将周人作为西陲小国的生存之道凝练成一个治理方案，塑造了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了华夏民族的样板品格。

如同摩西用他的精神塑造了犹太民族，周公也用他的精神塑造了华夏民族。

我们的文明就在此时形成了雏形，嗣后通过孔子复兴周公之道建立儒家，在历史的演绎中，通过不断地碰撞与融合，周公之道融入了我们的文化血脉，经久不变，熠熠生辉。

何尊：宅兹中国

六、老牛坡

李硕在《翦商》的后记中叙述写作这本书时：……面对惨死尸骨的照片，尝试还原人祭杀戮现场，进入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无力承受。这是一场无法解脱的恐怖之旅，犹如独自走过撒满尸骨的荒原。

不独作者，作为读者，看到人奠基、人祭、人殉这些现象，想到那些破碎的白骨，也会揪心难过，无法释怀。

书读过半，恰好读到西安老牛坡遗址，这是一个商人建立的侯国——崇国，《封神演义》中的崇侯虎就是出自这里。搜地图发现离家不远，于是约了随风老师夫妇，和我媳妇一起去老牛坡遗址参观。

结果去了发现只有一头牛的雕塑、以及一块老牛坡遗址的碑文介绍，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请教这里的村民问还有什么，人家回答：就一头牛，啥也没了。

或许这样也挺好，让一切人祭现象都成为历史的灰烬，尘埃落定，无须再让人们想起那些痛苦的回忆，这也是周公的愿望吧！

备注：

1. 李硕很早以前就写过一篇文章《 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大家可以一读，相当于《翦商》的简介版。

2. 怀念阅读《上品寒士》的日子， 2015年得知贼道三痴去世时，我写过一首打油诗《祭三痴》：皇家娱乐有指南，上品寒士真雅骚。清客未结斯人逝，南天门内书丹朱！

3. 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这个说法来源于大学时读的《中国婚姻小史》，薄薄的一本小书，读起来很有意思。

4. 人祭现象在后世还偶有发生，比如宋襄公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用就是杀祭之意；鲁国的季平子“始用人于毫社”；秦缪公三十九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

马伯庸的《两京十五日》中也提到明朝初年的皇帝让宫女殉葬，女主人因此为她的宫女朋友报仇。

直到康熙十四年，康熙皇帝下令全面取缔了祭祀陪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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