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明朝的臣子，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张居正和海瑞。

一个是治国能臣，一个是廉洁楷模。

一个是理性而务实的改革派，一个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忠君和爱民的方式完全不同，但他们都坚定地走完了自己选择的为臣之道。

半世贪墨，却主导万历中兴的张居正

张居正算是年纪轻轻就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23岁时，就以进士身份进入官场。张居正的先祖，曾跟随朱元璋起兵，虽然到了张居正这一代，家族已经没有了什么权势。但张居正受先祖感染，立志要做一个经世治国之才，造福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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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着一腔热血开启了自己的仕途，就在他担任翰林院编修的第一年，就上书朝廷，希望从官僚、军备、财政等层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张居正还没有学会审时度势，他只想着自己的一番报国之志，并没有去考虑自己说的话是否有足够的分量。

这个时候，当朝皇帝嘉靖正忙于修仙练道，不理朝政，而掌握朝廷政务大权的内阁，也正耽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都没有在意过张居正的这份上书。

7年后，公元1554年，张居正实在无法忍受自己在朝廷中壮志难酬的状态，索性以养病为由，请长假回到江陵老家。

他认为与其在朝中苟且，不如归于山野。

3年的时间，张居正磨练了自己的心性，终于明白只有韬光养晦、左右逢源，才能等到实现抱负的机会，于是，他决意重返翰林院。

这次回归仕途后，张居正并没有试图去掀起什么破浪，而是隐忍积淀。又过去了10年光景，一心求道的嘉靖皇帝驾崩，在新旧更替中，张居正有了进入内阁的机会。

新继位的隆庆皇帝，却是个短命的主，只过了6年时间，又到了皇权更替的时刻，这一次走上历史舞台的，是10岁的万历皇帝。

这一年，在内阁和太监的斗争中，张居正算是河蚌相争、渔翁得利，在前任内阁老大落败后，他接替了内阁老大的职位——内阁首辅。

这一年，张居正48岁，从此开启了真正属于自己发挥的历史时刻，他认为对国家的建设应该依靠制度建设。

公元1573年，张居正推行了上任后的第一个管理机制，为了整饬朝纲，整顿整个明朝官场人浮于事的状态，加强君对臣的统属，他向皇帝进献了“考成法”，让各级官员把工作情况登记在簿，逐月逐级考评，颇像当今企业管理中的绩效考核。

如果说“考成法”是对国家用人之法的改革，7年后的“一条鞭法”，就是对国家经济管理的改革。

在“一条鞭法”推行之前，明朝的赋和役是分开的，赋缴纳的是实物，役征用的是劳动力，“一条鞭法”将其合二为一，统一改为征银。这大大促进了国家税收，以及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减少了在征收赋役过程中官员盘剥百姓的机会。

他出任内阁首辅后的十年，是明帝国蓬勃发展的十年，让正在走下坡路的明朝，出现了中兴之象。

公元1582年，58岁的张居正病逝。张居正在世之时，大权在握，但是随着他的离开，对他的揭发攻击如雪片一般飞向万历皇帝。

公元1584年，万历皇帝下令查抄张居正家产，剥夺他生前获得的所有荣誉封号。在这次查抄中，从张居正富丽堂皇的家宅中搜出来不少财物，让这位主导了万历中兴的重臣，背上了贪墨之徒的名声。

一生清廉，却郁郁不得志的海瑞

海瑞走入仕途的过程，就不像张居正那么顺利。经历了多次考试不中之后，公元1553年，会试再次落败的海瑞，打算听从吏部分配，前往福建南平县任职。

这一年，海瑞已经40岁，同年，张居正已经在官场中历练了6年，年仅29岁。

海瑞到福建南平县任职后，负责主管当地的教育工作，上任第一年，时逢巡按御史造访学宫。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监察百官，所到之处，地方官员无不屈身跪拜，唯独海瑞，岿然不动。

他居然说，这里是教书育人的学堂，不是御史大人的衙署，怎么能下跪呢？这就是海瑞，不对任何官场潜规则低头。这让海瑞顿时名声大振，但也成了明朝官场上的另类。

公元1557年，海瑞在仕途上有了一些起色，升任浙江淳安知县。而这个时候，嘉靖皇帝已经二十多年都没有上过朝了，这在海瑞看来，毫无疑问是“君道不正”。

为了能让皇帝警醒，公元1565年，六品小官海瑞提笔写下一本《治安疏》，抱着必死的决心，他效仿前人“文死谏”，决定抬棺上书。在这篇长达三千字的檄文中，海瑞历数嘉靖皇帝的为政之失和为君之昏。

虽然当时嘉靖皇帝得知海瑞抬棺上书，并没有立即为难他，但几个月后还是把他关进了监狱。直到嘉靖皇帝驾崩之后，海瑞才被放出去监狱。

出狱后，海瑞每到一处，就有地方官主动辞官或请求调离，朝廷也不得不一次次考虑对他的任用。看到这种局面，海瑞也有些心灰意冷，57岁的海瑞选择了辞官还乡。

直到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又想到曾经那个与当下官场格格不入，堪称道德模范的海瑞，再次启动了海瑞，这一年，海瑞72岁。

海瑞的官职是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后来还升至二品，但是，海瑞渐渐地发现并不是想重用他，只是那个时代，需要一个楷模。

就在他上任后的第二年，海瑞自感来日无多，写下了人生最后一封奏折，并效仿古人“尸谏”，他明确的指出国家的治理问题在于对官吏的刑法太轻，他建议恢复祖制，以严厉的刑罚治理官吏。

一年后，海瑞去世，时年74岁。

人们在整理这位二品官员的衣物时，发现只有俸银八两，旧衣数件。

谁才是那个时代最称职的臣

海瑞恪守的道德之道，曾经，他用道德之镜检阅自己，步入仕途后，他就拿这面镜子，去映照整个国家，最后发现照出来的全是妖魔鬼怪。

张居正追求的是改革之道，在改革的道路上，可以不拘小节，顾全大局，于是，在他的身上，有着韬光养晦，有着灵活变通，有着独断专行。

海瑞一生清廉没能救大明，张居正半世贪墨却主导万历中兴，为何？

很多人看到的这个问题，就不自觉地联想到我是为贪墨者正名，为清廉者泄气。

实则不然，清廉不是海瑞失败的原因，贪墨也不是张居正成功的要素，只是他们两个在这一项道德要求上，拥有着不同的属性而已。而拿一项道德要求上的差异，去作为衡量政绩的标准，显然犯了逻辑上的错误。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两个人政绩的差异呢？

其实，最主要的是他们两个人的职责本来就不一样，张居正身在中枢，干的自然是影响全国政治经济的工作。而海瑞身处地方，他明显很难去影响中枢机构的政策，但是不影响他在地方上政绩卓著的表现。

而我们作为后来人，往往看的是一个人对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贡献，而非对一个地方的贡献，自然就会得出题目中所述的对比结果。

既然张居正的改革这么厉害，短短十年就促成了万历中兴，为什么他离世之后，改革机制却失效了呢？

其实，这个答案就隐藏在张居正、海瑞的为臣之道中。

张居正推行的改革，主要是在制度建设方面，除了改变朝廷的经营模式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减少官吏贪腐的机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做“不能腐”的工作。

在明朝处于朝纲不稳，机制混乱的局面时，制度改革的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但是单单靠制度建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因为任何制度，还是要靠人去执行，人的问题不解决，经营状态的改善都将是一时的。

反观海瑞，他对道德的执念，其实是在推崇“不想腐”，让人在思想意识层面，压根就没有想去贪腐的念头。但是，这条路，注定漫长，漫长是时间维度的概念，并不代表这项工作的重要度很小。

另外，无论是海瑞在地方执政时，还是在走完人生道路之前的最后一次上书中，都能看到他严厉执纪的影子，这其实就是发挥“不敢腐”的震慑作用，用严厉的刑罚去惩罚踩踏道德底线的人，去警示还想继续迈脚的旁观者。

所以，张居正一直在解决“事”的问题，海瑞一直在解决“人”的问题，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发挥出更加有效的作用。

回到张居正和海瑞

很有意思的是，虽然两人政道不同，但张居正从未难为过海瑞，而且作为眼里不揉沙子的清官，海瑞不但从未攻击过有着贪墨行径的张居正，还对他有着近乎正向的评价，这份评价只有八个字：工于谋国，拙于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