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百年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权更迭引起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

一、内部因素导致动荡不安

新中国遭遇的恶性通货膨胀危机要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说起。每个人说到民国经济时，都会说到民国有个黄金十年，就是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当北伐节节胜利，打过长江、到长江沿岸时，正好是1927年，由于当时蒋介石政权全面反共清共，在名义上以各种手段完成了政令、军令统一，但在各地方实际上还是自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快进入清末以来一直追求的工业化、城市化趋势中。所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认为是黄金十年，在民国史上是客观过程。那个年代平均增长速度很高，接近9，我们近二十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大约在9.6左右。

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会出现资本集中（主要在城市），另一方面会出现风险集中，受资本运动规律的影响。民国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同时积累着风险，那么风险什么时候爆发呢？取决于民国当年已经开始融入世界经济的情况。事实上，这种危机从两次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所有重要城市的重要口岸都开放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控制已经如入无人之境。当然很多情况当时还看不明白，比如1840年鸦片战争的本源。长期以来中国是处于贸易顺差的第一大国，尽管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殖民化、全球化，但对中国仍然是贸易逆差。其中像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只有用鸦片贸易，才有可能改变英国的贸易逆差。之所以有两次战争是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打服了上层，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接受了鸦片，但消费量不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内陆地区全部鸦片通商，贩夫走卒军队士兵都开始吸食鸦片，意味着下层也鸦片化了。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区，中国的鸦片带形成时，就把有限耕地转变种可以产生利润的鸦片，于是这些地方就发生了粮荒，这一带往往是社会动乱最严重的地方。鸦片贸易的结果，是中国从1860-1870年前后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并出现财政赤字，最终导致清末政府无论怎样改制都是债务缠身、最终走向破产，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进入民国后这个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民国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输入中国的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当市场开始形成，什么东西都要加个“洋”字，洋火、洋面、洋火……。加了“洋”字说明中国很大程度上自身生产能力不足，只能大量进口，导致一般消费品都是西方的输入品。这种情况下，恰恰形成市场空间，只要发展民族工业，在本地就可以节约很多运输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二三十年代民族工业从轻工业入手兴起，是个很快的过程。但问题在哪儿呢？在于任何工业化都是资本增密的过程，资本增密就必须资本积累，那资本从哪儿来？很多工商业经营者原来是地主，他们是地主兼工商业，或者叫做“在外地主”。“在村地主”以前在村里，多多少少还要与村庄保持关系，灾年减租、租户困难时给救济等，平时村里还有义仓，丰年时东家（地主和村里精英）还得存点粮食到义仓以备灾年，村庄内部不那么冲突。

一旦地主变成“在外地主”，那么他的钱就得用到城市买卖之中，比如染坊、磨坊、油坊、企业、加工等，这就要求现金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收租时是“下打租”——根据实际收成决定东家和佃户的分配，同时也可以缴纳实物租，所以很多可以商议。这种情况下，地主承担的是成规模的农业集中剩余向城市做流通主体的职能，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剥削者，客观看还是有在村庄的功能。因为集中地租没有交易费用，租值没有被耗散、是集中的，因此农业向城市做贡献帮助城市工业形成积累的交易比较平滑；但当地主自己从事工商业需要用现金时，就必须“上打租”——啥都没种时先交租，农民啥也没种就得先交租。这下麻烦了，高利贷开始进入乡村，没收成之前就得先借高利贷去交租。金融介入后剥夺率就高于地租多少倍了；同时，农村开始使用工业品，工商业资本也下乡了，这个过程是农村因“金融资本+工商业资本”纷纷下乡，导致小农破产、乡村社会衰败。因此，以前从“村内地主”的实物交易变成“在外地主”的货币交易，租佃机制改变导致严重的农村衰败局面。于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农民革命、农民运动。当时农民分地是一方面，更主要希望到城里打下来，去分店铺。这个在农民革命中始终是延续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方面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动荡加剧。国民政府需要扫平各方，财政越来越多向军事开支倾斜，每个地方势力背后都有国外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真正完成大一统局面是困难的，直到最后也没完成。只不过二战后美国一家独大了，美国援助蒋介石才有了军令、政令、财令相对统一的体系。所以，二十三十年代虽然是黄金时代，但同时也导致农村衰败、地方分割。假如我们现在讲的是民国自身，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本身派生了内在机制性改变，导致农村衰败、小农破产、革命形成，接近着我们看外部问题，西方在1929年-1933年生产过剩大危机影响下，开始出现了代价向外转移的情况。

二、外部因素加速变局形成

西方每次全球化都是向外转嫁成本，而这次大危机也一样。民国早期像清朝一样，从明朝开始就以白银作为货币，但中国不是主要的产银国家，所以跟主要产银五国签订过白银协定，这些国家向中国提供相对稳定平价的白银。但一发生西方经济危机，美国产银州认为银价不合理，议会抗议，美国通过《白银法案》开始调高银价。当时中国国内白银主要当做货币用，不能轻易调高白银价格，否则会发生通货膨胀。于是有人开始走私白银，国内平价国外高，开始出口白银，这就导致中国受不住外部输入的银价波动影响。

于是从1935年，中国开始了货币改革，放弃白银改行法币，用纸币替代白银。只要进入工业化、纳入全球贸易，中国自身就会受到国外经济危机影响，直接受到影响的是白银危机。同时期日本比我们早开始工业化，更早更大的受到国际市场影响，日本很焦灼，要么破产要么军事扩张，而日本的选择就是军事扩张。1931年日军进占东北，1935年进占华北，这些都是在以西方战争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其实日本侵华战争就是二战的开始，只不过因为西方掌握话语权，不这么说。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西方1929年、1933年大危机作为引子所造成的。直接引发的就是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当时，中国自身尽管工商业发展仍在发展中，但首当其冲的是白银冲击，接着受到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内部也有农民革命。多种矛盾交织使民国进入危机阶段。在1937年全面抗战之前，国内经济维持一定增长率，通货膨胀不严重，之后转向战争状态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通货膨胀开始。国家开始增发货币，因为需要黄金白银买军备。当时美国是要置身事外的，利用战争正好出售军火，所以当时将近一半日本的军事装备是从美国来的。因此教育家陶行知作为留美学生非常愤怒回国，说射向中国的枪炮子弹48%都是美国提供的，我不能在屠杀人民的国家待下去了。

对美国来说，只要开足马力生产军火就能缓解生产过剩，越大就越有经济复苏机会。对中国来说，也得买军火，因为一战德国是战败国，国民党军队得到很大的德械师来装备中国。战争导致财政亏损，真金白银买就得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就得靠印钞，印钞导致通货膨胀。所以从1937年战争打响，通货膨胀就开始了，在抗战八年期间，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响，西方对中国还有战略援助，所以稍微还算稳得住。然而，一旦抗战结束后，1946年国内战争打响，导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更严重，货币贬值更厉害了。我以前在人民大学讲课时，用过一张图，一张地方钞票，票面印成60亿元（如图一）。当民国政府1948年改行军安券时，60亿换1万军安券，这是重大的通货膨胀，恶性到了一定程度，越是通胀经济越没法运行，最大的问题是任何实体经济都不可能在高度通胀下生存。只要宏观经济出现经济危机，做产业和实体经济的人，都受不了。当时民国政府没办法，也请美国专家和海归搞了顶层设计，从美国借款4800万美元，以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的美元与黄金固定兑换率为基础，发行军安券，把国内所有美元和黄金的自由市场全部取缔，国家收回，这样储备有了稳定基数，降低恶性通胀。这个设计逻辑合理，但没法操作，四个月后彻底失败，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国民政府摧枯拉朽的垮了，是因为财政垮了、金融垮了，军队没有军饷了。

图一 新疆发行的60亿元纸币

所以，民国最终演化成惨痛教训，1949年经济发展时，很大程度上是民国追求现代化败亡而延续下来的。当新政权靠农村农民革命打下天下时，有个重要差别是，很抱歉，农民革命是去现代化的，共产党建立的政权靠着向农民承诺分配土地。1946年以来，当国共内战时，双方最大的差别是国民党连减租减息都做不了，共产党是以1946年开始的土地革命来应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是以保卫土改果实来动员农民来参军参战，历史上都是屡试不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