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革命》，托洛茨基 1936 年著。

​在个体农民经济面前犹豫不决，对巨大的计划没有信心，维护最低的速度，忽视国际问题 —— 所有这些合拢起来形成了 “一国社会主义” 理论的本质，这理论是 1924 年秋天，在德国无产阶级失败之后，第一次被斯大林提出来的。不要急于工业化，不要与农民争吵，不要指望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是保护党官僚的威权不受批评！农民的分化被斥为反对派的捏造。上面曾说过的雅可夫列夫不理会中央统计局，因为它的统计所表明富农的地位高于当局所满意的，同时领导人镇静地说，商品的缺乏正在过去，“经济发展即将以平和的速度进行”，粮食的徵集将来也会更“平稳”，等等。势力加强了的富农拉着中农一起，对城市实行起粮食封锁了。1928 年 1 月，工人阶级正面看见了走近前来的饥荒的身影。历史知道怎样开恶意的玩笑。就在这个月里，当富农正扼住革命的喉咙时，左派反对派的代表被投入监狱，或者放逐到西伯利亚各地去，因为他们在富农这鬼怪面前 “惊惶失措”。

​政府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粮食封锁是富农（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明目张胆的敌意所造成的 —— 那就是说，出于普通的政治动机。但是富农很少倾向于那种 “唯心主义”。假使他们藏起粮食，那是因为买卖对于他们无利可图。因为同样的理由，他们才能够使很大部份的农民受他们的影响。简单地镇压富农的破坏行动，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改变政策。然而，甚至到那时，还在动摇中花掉不少时间。

​李可夫，那时还是政府的首脑，在 1928 年 7 月宣布：发展个体农庄是……党的主要任务。” 而斯大林附和着说：“有些人以为个体农庄已经没有用了，因此我们不应支持它……这些人与我们党的路线毫无共同点。” 不到一年之后，党的路线与这些话毫无共同点了。“全部集体化” 的曙光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新的方针正如从前的一样，是凭经验得来的，并且是经过政府联盟内部暗斗而决定的。“右派和中派是由于共同敌视反对派而联合起来的，清除了反对派以后，这两派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要加速到来。” —— 一年以前左派的纲领上曾这样警告。事实果然如此。那正在解体的联盟的领袖们，自然决不承认左派这个预测像许多其它预测一样已经实现。迟至 1928 年 10 月 19 日，斯大林还公开宣告说：“有人说，在我们中央政治局内，有右的偏向和对它调和的态度，现在是停止这种谣言的时候了。”那时，两派都在试探党机关的态度。被压抑的党，生活在隐秘的谣言和猜测中。可是不过几个月后，官方的报刊就用它那从来不觉难为情的态度宣称，政府的首脑李可夫 “曾在苏维埃政权的经济的困难上投机”；共产国际的首脑布哈林是 “资产阶级自由派影响的传导线”；全俄总工会的主席托姆斯基只是一个可鄙的工联主义者。这三个人都是政治局的委员。尽管从前整个对左派反对派的斗争所使用的武器都是取自右派，现在布哈林却能够并不违背事实而责难斯大林，说他采用那定了罪的左派反对派一部份的政纲来对右派斗争。

​不管怎样，到底是改变了。“发财吧！”这口号和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虽然太迟，可是因此受到更坚决的谴责了。工业化提到上了日程。自满的无为主义，现在被一种手忙脚乱的惊慌所代替。半忘记了的列宁的口号，“赶上并超过”，在后面加上了“尽可能在最短的时期内”。最低限度主义的五年计划，虽然已被党代表大会在原则上批准了，让位给一个新的计划，这个新计划的基本元素完全是从打垮了的左派反对派的政纲上抄过来的。第聂伯水电站，昨天还被人们比作留声机，今天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

​取得初步新的成就之后，人们又提出“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来。喜出望外的经验主义者现在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了。正如历史上所常见的一样，机会主义变成它的反面：冒险主义。尽管从 1923 到 1928 年政治局乐意地接受了布哈林的“龟步”哲学，现在轻轻一跳，就把每年的增长率从 20%提高到 30%，企图把每一个局部的和暂时的成就都变为一般的标准，而忽视了工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计划中财政的缺额用印制纸币来填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纸币流通额从 17 亿卢布增加到 55 亿，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已经增加到 84 亿卢布了。官僚不仅摆脱了群众的政治监督（是群众承受着这种强制工业化所造成的无法忍受的重担），而且也摆脱了金卢布的自动监督作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已经奠定坚实基础的货币制度，现在又从根动摇了。

​主要的危险，不但是威胁到计划的实现而且威胁到社会制度本身的，却从农民方面出现。

​1928 年 2 月 15 日，全国人民吃惊地从《真理报》一篇社论上得知：农村的情况完全不是像当局一直所描写的那样，倒很像已被开除的左派反对派所说的。报刊昨天还否认富农的存在，今天，根据上面的信号，却发现富农不仅在农村里有，连党内也有。事实表明，共产党支部常常被富农份子占据，这些富农拥有复杂的机器，雇用工人，对政府隐瞒几百甚至几千普特（1 普特=16﹒3 公斤）的粮食，还狠狠地谴责“托洛斯主义”的政策。报纸争先恐后地登载耸人听闻的消息，暴露富农怎样利用地方书记的职位拒绝贫农和雇农入党。一切老标准都倒转过来；负的和正的换了位置。

​为了养活城市，必须即刻从富农手中取得每日的粮食。这只有使用武力才能做到。没收余粮 —— 不仅是富农的，还包括中农的 —— 官方语言叫做“非常措施”。这说法应该表示，明天一切就要回到常轨。可是农民并不相信这种好听的话，而他们不信是对的。用暴力夺取粮食，使富农失去增加播种的兴趣。雇农和贫农于是找不到工作。农业又一次走进死胡同，国家也是一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修改“总路线”。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虽然仍旧主张个体农业要占主要地位，现在开始强调必须较快地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了。但是因为迫切需要粮食，不容许停止对农村的军事征讨，那促进个体农庄的纲领只得悬在空中。必须“跌进”集体化去了。暂时徵收粮食的“非常措施”，不料竟发展成一个“消灭富农阶级”的纲领。互相矛盾的命令接连下来，比粮食的配给还要多，可见政府对于农民问题不仅没有五年计划，连五月计划也没有。

​按照粮食恐慌所逼迫出来的新计划，集体农庄在五年之末大约包括 20%的农户。这个计划是多么庞大，只要想到前此十年，集体化还不到 1%，就十分明了了。然而，这计划到五年过了一半的时候，却远远落后了。1929 年 11 月，斯大林放弃了他自己的动摇，宣布个体农业已经终结。他说，“全乡、全县，甚至全省” 的农民正在加入集体农庄。雅可夫列夫在两年前还坚持集体农庄在以后许多年仍只是“农户大海中的一些小岛”，现在却奉命以农业人民委员的身份去“消灭富农阶级”，而且在“尽可能最早的日期”完成全部集体化。在 1929 年，集体农庄的比例从 1.7% 增加到 3.9%。1930 年增加到 23.6%，1931 年增加到 52.7%，1932 年增加到 61.5%。

​现在，任何人再也不会那样愚蠢，去重复自由派那种胡说，以为集体化整个是靠赤裸裸的武力完成的。在以前许多历史时代，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有时起来暴动以反对地主，有时遣送大批移民去尚未开垦的地区，还有时奔向各种教派，因为这些教派答应拿天上的空地来补偿农民在地下住处的狭窄。现在，没收了大庄园并且实行了最高度的土地分配以后，要把这些小块土地联合成为大片，已成为农民、农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死问题。

​然而，问题远远不是这种一般的历史考虑所能够解决的。集体化真正的可能性，并不决定于农村陷入困境的深度，也不决定于政府行政的毅力，而主要是决定于现有的生产资源，亦即决定于工业向大规模的农业提供必要的机械的能力。这种物质的条件是欠缺的。大部份集体农庄建立时所有的设备只适用于小规模的耕作。在这种情形之下，过份快的集体化就带有经济冒险的性质。

​由于没有料到自己的政策这样急遽转变，政府对于新的路线连最起码的政治准备也没有而且不可能做到。不仅农民群众，就是地方政权机关，也不知道究竟向他们要求些甚么。农民听到谣言，说他们的牲畜和财产要被国家夺去，非常愤慨。这些谣言距离事实也并不怎么远。官僚们现在竟实现他们以前讽刺左派反对派的那句话，“抢夺农村”了。集体化在农民看来，首先就是没收他们一切的所有物。不仅把马、牛、羊、猪集体化，连新生的小鸡也集体化了。一个外国观察者写道：他们 “剥夺富农甚至实行到毡鞋上面，从小孩子的脚上脱下来。” 结果农民纷纷把牲畜贱价抛售，或者杀掉来取得肉和皮。

​1930 年 1 月，在一次莫斯科代表大会上，一个中央委员安德莱也夫给集体化描绘了一幅两面的图画：一方面，他说正在全国强烈发展着的集体运动“现在要摧毁它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之前损人利己地卖掉自己的农具、牲畜甚至种子的情况“达到明显很可怕的程度”。不管这两种论断多么矛盾，却是从相反的两方面正确地显示出集体化这个绝望的措施那种仿佛流行病的特性。“全部集体化使国民经济陷入几乎前所未有的毁灭境地，就像打过三年仗一样。”上述那个外国批评者这样说。

​二千五百万单干农民的利己主义，昨天还是农业的唯一动力（虽然弱得像农民的老马，总还是动力），官僚们企图在技术设备、农学知识和农民本身的支持都缺乏的情况下，一下子用二千个集体农庄管理处的命令来代替这种动力。这种冒险主义的可怕后果很快就来了，并且延续了若干年。粮食的总收获量，1930 年已增长到 8.35 亿英担，在以后两年下降到不足 7 亿英担。这差额本身好像并不算灾难性的，可是这表示正是失去了城市所需要的粮食数量（以他们经常半饥饿的状态为标准）。在技术作物方面，结果更惨。在集体化前夕，糖的产量几乎达到 1.09 亿普特，到全部集体化的高潮时，由于缺少糖萝卜，产量跌落到4800 万普特，只及以前的一半。但是破坏力最强的暴风是打击在动物方面。马的数目减少了 55%，从 1929 年的 3460 万匹降到 1934 年的 1560 万匹。牛的数目从 3070 万减到1950 万，跌落了 40%。猪的数目跌落了 55%，羊跌落了 66%。人的毁灭（由于饥、寒、传染病以及镇压而死的），不幸没有像屠杀牲畜那样准确表列出来，但也达到几百万。造成这些牺牲的责任，并不在于集体化，而是在于施行集体化时所使用的那种盲目、强暴和赌博的方法。官僚什么也预见不到。连集体农庄的章程，那是用来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农庄的福利结合起来的，也等到悲惨的农村遭受如此残酷的摧毁之后才公布出来。

​这新路线的迫于无奈的性质，是由于必须从 1923—1928 年的政策的后果中找到补救。但即使如此，集体化还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比较合理的速度和比较审慎的形式。官僚手上既有政权又有工业，本来可以调节集体化的过程而不至于把国家带到灾难的边缘。他们本来可以而且应该采取比较符合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的速度。“左派反对派”流亡国外的机关报在 1930 年写道：“在国内外有利的环境之下，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在大约十年或者十五年期间可以彻底改造，为集体化造成生产的基础。然而，在这些年里面，会有足够的时间把苏维埃政权推翻不止一次。”

​这个警告并不夸张。毁灭的气息从未像全部集体化的这几年这样直接弥漫在十月革命的国土上头。不满，不信，怨恨，正腐蚀着全国。通货受扰乱，固定的、“协定的”、和自由市场的价格都升高，国家与农民之间通过贸易的对等联系转变为强制徵收粮食、肉頪和牛乳，同大规模抢夺集体财物以及收藏抢来的财物作生死斗争，纯粹在军事上把党动员起来向富农的破坏行为斗争（在“消灭”了富农阶级之后），再加上恢复粮卡和吃不饱的粮食配给制度，最后还有恢复国内护照制度 —— 这一切措施使整个国家重新充满那似乎久已消散了的内战气氛。

​供应给工厂的粮食和原料一季不如一季。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引起劳动力迁移，装病缺勤，工作马虎，机器损坏，废品比例很高以及一般的品质低劣。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在 1931 年下降了 11.7%。根据莫洛托夫一次附带提到（发表在苏联各报刊上），工业生产在 1932 年只增加了 8.5%，而不是计划所规定的 36%。的的确确，不久之后全世界就听到，五年计划已经在四年零三个月当中完成了。但这只意味着，官僚在玩弄统计和舆论时的犬儒主义是毫无限制的。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大有危险的不是五年计划的命运，而是苏联制度的命运。

​制度渡过了危险。但这是制度本身的功劳，因为它在人民的土壤中深深地扎了根。同样重要的，是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农村里面经济上一片混乱并且打内战的那些年里，苏联根本在外敌面前瘫痪了。农民的不满影响到整个军队。猜疑和动摇打击了官僚机构和领导干部的士气。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来一个打击，这时都会有致命的后果。

​幸而，在工商业危机开头的那几年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一种无所适从的观望心情。谁也没有准备好打仗；谁也不敢尝试。此外，没有一个敌国充分知道，在官方大吹大擂地歌颂“总路线”声中，震撼苏联的社会动乱是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