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喜欢祥瑞，当初夺天下的时候，杨坚深恐人心不服，所以经常编造天象符瑞的故事加以宣传，以证明自己的确是真命天子。那些方术道士见此情形，纷纷炮制祥瑞，全都受到杨坚的褒奖。

开皇十五年（595年）五月，杨坚正在仁寿宫静养，山间忽然跑出来鹿群，一直跑到宫门前久久没有离去。按说这是个很平常的事情，翻经学士费长房由此加以发挥，说守门卫士威风凛凛，谁见了都害怕，而胆小的鹿群却胆敢接近，这说明皇帝陛下顺应天命，而仁寿宫门很像佛的影子，说明仁寿宫是佛光普照之地，一番说辞让杨坚心花怒放。

这么一件很小的事都会被杨坚附上神话色彩。经过这么一番吹捧，朝廷中更加迷信符瑞，也为更多人所利用。

如果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经过了魏晋时期大动乱后，由于礼崩乐坏，各种哲学思想逐渐涌现出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大趋势。虽然有北魏和北周时期对佛教的镇压，但是让统治者们想不到的是，佛教却得到了社会层面的同情，反而让佛教更加深得人心。因此三教并存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也是政治发展的需要。

杨坚虽然本身信佛，但他对符瑞情有独钟，其中就含有对道教地位提升的意味。早在开皇二年（582年），杨坚就主持修建了一批道观，当然他抬升道教地位，目的还是着眼于现实政治，所以他对道教的态度十分微妙。

杨坚当年就是利用图谶之说篡夺的北周政权，所以他深知图谶之说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既要对其加以利用，又要时刻防范控制，不能为他人所利用。

从道教本身来讲，图谶之说与政治互相利用，让道教始终处于既被重视又被边缘的尴尬境地。道教至少在隋朝时期没有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就像当时的名士李士谦所形容的∶"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说明隋朝的主流宗教是佛教。

杨坚建立隋朝伊始，就下令恢复北周武帝时期废弃的诸多寺庙，各地百姓按规定出钱重修塑像，百姓可以自由出家。同时，让京师、并州、洛州等相对较大的地区，由官府出资抄写经文置于寺内，此后全国效仿此举，竞相抄写佛经，佛经一时间比六朝时期多了十多倍。杨坚还诏令在五岳各置一寺，为其父杨忠在襄阳、江陵和晋阳等地各立寺一所，甚至一年之中四度颁布诏令，为佛教的兴盛造足了声势。

如此大规模地兴办寺院和抄写佛经，为佛教的迅速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杨坚从政治上扶持佛教，使得佛教从隋朝建立伊始就成为主流宗教，其他各种宗教，包括儒家学说在内，当时都无法和佛教比肩。

《隋书·经籍志》记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凭出家。"这个诏令意义非同小可，其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这是杨坚在释放发展佛教的信号。此后杨坚又批准不少出家的名额，因此开皇初年僧人大增。到了开皇十年（590年），杨坚完全开放出家度僧的限制，他在位的二十三年间，正式出家的僧尼达到了二十三万人。

除此之外，杨坚还积极鼓励民间修建寺塔。按照隋朝的规定，兴建塔寺必须向官方申请名额，并交纳一定的费用才可以。但杨坚为了鼓励民间兴佛，采取了特殊政策，免除了申请名额的程序和费用。平陈之后，杨坚更加注重兴佛，开皇十一年（591年）下诏取消营建佛事的公私之别，规定从此之后全国之内可以随意建造佛寺。开皇十四年（594年）又进一步取消名额限制。在杨坚的鼓励之下，全国上下不分贵贱全都积极响应，寺塔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陈之后迅速兴起的兴建寺庙之风，其实就是否定北周武帝废佛的一个举措，具有十足的政治意义。

在杨坚的极力兴佛举措下，佛教信仰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生活，逐渐沦为迷信，而且与杨坚的专制和集权主义互相利用，到杨坚晚年时达到了顶峰。

杨坚如此崇信佛教，自然得到那些僧侣的感恩戴德。早在开皇初年时，应杨坚邀请而来的天竺僧人那连提黎耶舍在翻译《德护长者经》时，就篡改了佛陀的一段预言，鼓吹杨坚是君权神授，肯定了杨坚篡夺北周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他的经文翻译出来后，杨坚大为宣传。

在这一系列的神化杨坚的过程中，很多投机取巧的僧人也造假以取悦杨坚，例如杨坚早年间的一位僧侣故交明诞上奏，说在佛寺内挖掘出了舍利和石碑，上边写着杨坚当有天下，国号大隋的字样，证明杨坚开创隋朝是顺应天意的。

杨坚在崇信佛教时，还没有忘记将一些儒家观念与佛教相结合，特别强调宗教的忠孝观念，这种观念的强制普及，也是他晚年迅速走向专制的渊源。从重新统一后意识形态领域需要理论创新这一点来看，杨坚显得有些黔驴技穷，甚至是缺少宽容和耐心。

表面上是崇信佛理，骨子里依旧是陈旧的伦理道德思想，最重要的是杨坚这种思想和行动的悖论，随着其逐渐老去而日益严重，内心的煎熬使杨坚逐渐失去了自我控制力，更加沉迷于佛事而无法自拔。

终于，他的沉沦影响了政治动向。

开皇二十年十二月，杨坚下了一道诏书，他再次强调佛教高于其他宗教，如果敢有毁佛的，一律按恶逆论处。特别需要说的是，杨坚的这道诏书是发布于废掉太子杨勇之后，他在经历了巨大的政治风波冲击后，越来越依赖佛理作为精神寄托，而这个诏令也为新一轮大规模修建寺院制造了声势，又一次将宗教迷信活动推向了一个高峰。

杨坚在全国推崇佛教，究其本质其实是一种文化专制。就在杨坚又一次轰轰烈烈地开展建造佛教寺庙的时候，他发布了一道诏令，这道诏令当时具有十足的震撼力，那就是让隋朝建立以来的学校教育体制土崩瓦解。依据这道诏令的指示精神，中央仅保留一所国子学，其余的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校统统废除，大批师生遣散回乡。

就在人们对杨坚的这个决定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杨坚又下了一道诏令，派遣专使向各州颁送舍利。与佛教蒸蒸日上的局面相比，儒学的教育却每况愈下，而杨坚废学的理由只有一个——设学之理，多而未精，其实这一条也是强词夺理。

杨坚无视教育与人才培养的规律，强行解散学校，其实就是他晚年专制主义的结果。后来唐朝的魏征对此评价说∶"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说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可以说魏征的评论是比较公允的。

如果从隋朝的文化体制和文人的相关境遇层面来分析的话，就可以知道杨坚废学其实是有一定来由的。通过史料的记载来看，对比隋唐两代的教育官员品级，杨坚时代中央诸学教官的品级至少要比唐朝低两个级别，尤其是太学的助教品级相差更多。杨坚废学之后又将仅剩下的国子学改为太学，这样一来，教育机构的地位更低一层。

依据隋朝的俸禄标准规定，正五品二百石，日子过得有些差强人意，从七品七十石，从八品五十石，维持家庭生活就很困难。而助教和书、算二学博士最为可怜，属于从九品，没有俸禄。

更悲哀的是，担任教育官员无权无势，乡村本家还经常受到胥吏的压迫，而且投诉无门，这种情况后来蔓延到大多文职儒生。.

学官社会地位低，文人经济待遇差，根本原因在于高层内心深处看不起文人。隋朝动不动就对文人动粗的情况屡有发生，因为政治风波被牵连致死的文人也不在少数，例如卢太翼被强征为太子杨勇的从官，杨勇被废后，他竟然被判死罪，杨坚倒是对他网开一面，但也是被发配到边疆充军。

隋朝统治者骨子里瞧不起文人，或许与他们出自北周尚武的政治环境有关。

那些北周武将出身的人在这些知名文人面前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且有相形见绌的感觉，而他们又找不到好的办法与这些文人比肩，所以只有通过文化歧视来抬高自己。杨坚很多类似的行为，或许都是这样一种心理在作怪。

从开皇中期开始，思想钳制越来越大，其中宗教迷信是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佛教崇信的加深，而且到了杨坚晚年，宗教活动越来越倾向于个人崇拜运动。国家的太平导致皇权的日益加强，杨坚需要利用宗教让人们处于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因此那些过于理性的文人就必然受到冷落，这个标志就是开皇末年废学政策的颁布。

开皇十三年（593年），杨坚连发了两个诏令;一是规定禁止私藏图谶之类的东西;二是私人撰写史书的，一律禁止评论历史人物的得失教训。转年又颁布了禁止民间俗乐的诏令，开皇十八年（598年）又规定"蓄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

这些禁令的颁布，无非就是禁止民间进行宗教活动和禁止官方进行文化活动，其中尤其以禁止民间修史评论人物意义最为特殊。

古代社会中，历史都是当作政治学范畴进行研究的。杨坚禁止私修史书其实是文化钳制的一种表现，隋朝时期开始出现了官修史书的尝试，因此私人修史早就开始禁止，开皇初年王劭就因为私人修史差一点遭到灭顶之灾，只是因为王劭善于投机才因祸得福，但不是所有人都有王劭的能力和幸运。

至少在开皇时代，文人的境遇不容乐观，而开皇十三年的废学不过是对文人严刑峻法的一种延伸，至于后果如何则没有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