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明末著名宦官，权倾朝野，号称“九千九百岁”。迫害无度，玩弄权术，架空帝王。这个人被钉在耻辱柱上几百年，在清朝的小说和诗句中，都能看出魏忠贤的罪过。

“熹庙复宠魏忠贤，烈火毒燄熏高天。醴交势合走东厂，东林善类坑炎烟。

磔死何足蔽毫末，铜驼石马高硉矹。粪壤壮丽侔桥陵，名胜何辜遭污蔑。”

一直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是如此。但在近些年，魏忠贤突然被披上了能臣的衣服，让人看起来他有种曹操的感觉。更有人说，魏忠贤若在，大明不可亡？这话真不知从何谈起。

的确，他死亡后，出现了明末惊天变局，但这和他的死亡有关系吗？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首先关于魏忠贤，挺他的人提到最多的就是钱。

提到明末，不得不提的就是钱。因为崇祯一朝都为了钱而发愁，当年偌大的明王朝为何打不过只有数万人的努尔哈赤，为何镇压不了一群饭都吃不饱的灾民。

很简单，没钱。士兵没军饷、没粮食、没武器、没甲胄，怎么打？农民起义是因为加赋税，军队哗变是因为没军饷。你完全可以说，是因为明朝是因为没钱而导致了灭亡。

但这一切，都不是魏忠贤死了的缘故。反而是魏忠贤导致了明末的入不敷出。如果说万历三大征耗光张居正给明朝积攒的财富，那么魏忠贤则是直接断绝了明朝财富的来源。

有人讲魏忠贤征收商业税，触动了东林党人的利益，到了东林党人执政时期，商业税不再收取，反倒是农业税增加。而正是因为如此，导致明朝得不到江南富商们的赋税，失去了一大财富来源。

我不清楚讲这句话的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我目前所查到的各种史料均未记载魏忠贤收取商业税，反倒是他免除了商业税。

当然，魏忠贤确实曾一度掌控了明朝税收大权。

天启元年，魏忠贤凭借天启近臣的关系，登上历史舞台，此时他羽翼未丰，而东林党借助“移宫”把声势到达了顶峰，此时依然还是东林党主政。而到了天启四年，魏忠贤杖杀杨涟，阉党掌握户部。也就是此时，他掌握了税收。

而这之后他做了什么呢？

天启六年，天启皇帝出了这么一道旨意：

“边口各商贸易良苦，各口税银既不系正供，著尽行赦免，以彰朝廷恤商德意”。

而天启六年是魏忠贤执政时期。

当然这还不算完，天启七年，又是一次大免税：

浙江直隶等处商人以及药王庙商税蒙厂臣奏免。（厂臣既指魏忠贤）。

同年，朝廷还减免了潼关，咸阳的商税。

以上三点，证明了魏忠贤执政后免除了东林党人立下的商税。

而且魏忠贤执政后做的不光这些，他在经济上的一系列举措，怎么看都是在胡搞。

比如增收盐课，盐在古代是朝廷专卖品，这样做只会给民众带来负担，造成私盐泛滥。而这个钱都用来中饱私囊。还有铸造劣质铜钱牟取私利，这样做的危害想必我不用多讲。仅仅一点钱币信任度下降导致的货币流通受阻，就能够让这个国家的市场进入寒冬。最可恶的是征收库银，这个简直就是十恶不赦之罪，库银指的是各地的府库之银。是各地方发展的资本。这一征收，就基本让地方无活路可走，无发展可言。一旦遇到天灾民乱，地方根本没钱去调节，只能是上报朝廷，然后干看着。

此外魏忠贤，或者说他手底下的阉党，为了敛财，居然大肆诬告商人，抄家产来中饱私囊，其中最著名的是诬告徽商。当然这个钱他没用在自己身上，但也没用在国家上，而是给天启皇帝修宫殿了。足足有500多万两白银，抵得上一年的辽饷。

最有趣的是巧立名目，卖京城骑马特权，这个到没什么，但是这是用国家的权利充他个人的腰包。

总而言之，魏忠贤和阉党绝对没有征收商税，更没有利于国家。

至于有人说魏忠贤给崇祯内库留了4000万两白银，才让崇祯撑了17年。各位，造谣不要成本的吗？如果谁这样说，你把证据拿出来我看看？我且不说4000万两是多大的数字，我就问一下整个崇祯在位的十多年，有一年不缺钱嘛？

有人又说，天启年间魏忠贤执政，没有缺过钱，边关没有大问题。到了崇祯年间，缺钱不说，边关失利，导致明朝的防线已经退到了山海关。

那么为什么崇祯朝缺钱？

《明代九边军费考》记载，天启六年，七年，九边欠军饷高达七成。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600万是当时天启年间辽东一年的军费，他魏忠贤执政时欠了七成的两年九边军费，这是何等的数字，这个钱，终其崇祯一朝都没还完，那么，天启朝没钱么？

当然不是，辽东战役最是费钱，而天启年间，辽饷一年可征九厘，共500余万。包括各种其余税收和正常税收。天启年间是不缺钱的，但就是欠了军饷，这些钱不是进了他魏忠贤的腰包就是他魏忠贤拿着钱带着天启皇帝吃喝玩乐了。比如修宫殿什么的。

当然，除了钱以外，就是军事上面了。许多人都说魏忠贤在，后金便很老实，皇太极根本蹦跶不起来。

确实，历史上天启年间明朝在辽东对女真的战争，并不落下风，辽东还算稳定。但这又和魏忠贤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当时后金并未整合完毕，实力还没有完全崛起，万历年间萨尔浒之战的失利更多是因为指挥不当造成。明朝一直占据着国力上的优势，直到崇祯初期，辽东局势还是平分秋色。

而明朝颞部相对稳定，这个稳定指的是比崇祯后期要稳定，因为这个时候国家不是很缺钱，天灾也不是那么的频繁。所以起义不是很疯狂，明朝军队不太缺饷，军队士气也不错。总之这个国家还有得救，并没到穷途末路的时候。

换句话说，家底儿还没被败光。这也是为何崇祯即位之后，意气风发，同意袁崇焕大修辽东防线，更是做着“五年平定辽东”的春秋大梦，因为有底气啊。

但这是魏忠贤的功劳吗？你如果说他败家速度不够快也算的话，我无话可说。

综上所述，魏忠贤的确不是能臣，也不是良臣，更不是纯臣，我相信如果天启不死那么早，崇祯不做皇帝，他魏忠贤就是第二个赵高。

因为他这人没受过什么忠君爱国的教育，谈不上家国大义。

他原本是一个赌徒，和一般的宦官不同，一般的都是很小就进宫的，而魏忠贤是已经成家生子之后，由于赌输了钱，所以卖妻卖子，最后又废了一番周折才进了宫。

此后他在宫里，一直默默无闻，如果他52岁就死了，这个人不会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之上，因为在他前52年，只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在平凡的宦官罢了。

可是世事难料，泰昌元年，明朝神、光二宗接连病逝，年仅十六岁的优秀建筑师明熹宗朱由校即位，也就是咱们所熟知的一代木匠皇帝天启皇帝。魏忠贤靠着和天启皇帝乳母客氏是对食的关系，得以被破例升迁。从惜薪司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

也就是此时开始，魏忠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七年。

虽说英雄不问出处，但魏忠贤这样的出身背景，能培养出什么能力和气质？

那么和魏忠贤作对，顶着“文人误国”帽子的东林党又是一群什么人呢？

东林人士是以东林学院为代表的知识青年，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对时局抨击，要求事事奉公，开放言路。东林党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集团对其的蔑称。

其实东林人士是一群文化素养极高，号称大明王朝的“脊梁”，我不排除他们中间有个别小人。但多数是实心救国，抨击时局的正直之人。正如东林领袖顾宪成所说的那句：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有人说东林人士空谈误国，这是空话，东林人有杨涟，因为直言敢谏，被魏忠贤迫害致死。有左光斗，李三才，赵南星等一批爱国志士。他们针砭时弊，或有偏激之言，但都是于国有利，为社稷着想的无私之言。

当然了，东林人士确实有些地方，比较顽固迂腐。比如他们曾站在道德上抵制皇帝的思想，导致崇祯议和，迁都的想法破灭。

当年李自成逼近京城，迁都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而东林人士对此表示出了异议。很多人说他们是出于自私，因为迁都意味着他们也要搬家。其家宅田产必多会舍弃。这是人之常情，我们不排除这样的私心。

但绝对不是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情况并不是非迁都不可。

首先，孙传庭的潼关防线并未失守，京师暂时安全。当年唐朝安史之乱时，哥舒翰也曾在潼关之前据守敌军。其次，明朝的于谦面对大军围城也并未放弃都城。因为放弃了都城就等于放弃了祖宗在这建设的一切，更重要的是明十二帝皇陵皆在于此。

最后则是崇祯的不坚定，和议和一样，崇祯在迁都问题上依旧摇摆不定。一直以来，崇祯对于议和，迁都是摇摆不定的，他不想在两线作战，所以要议和，但他不想自己讲出来，他不愿后人在史书上说他放弃祖宗的江山。

所以，东林党并不是各位想象的那么不堪。

魏忠贤与东林人士绝对没有可比性，前者是玩弄权术祸国殃民的宦官，后者是一心为国铁骨铮铮的文人。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东林人士也有卖国之人，但他们多是忠义之辈。诸如杨涟这样的人，一心为国，铁骨铮铮，不畏强权，难道不值得钦佩吗？

当初杨涟在被魏忠贤诬陷下狱后，在狱中写过一封血书：

“涟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久拼七尺，不复挂念。不为张俭逃亡，亦不为杨震仰药，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

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我想，各位看完这封血书，总该想想，到底孰是孰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