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大宋文官》

作者：郭瑞祥

宋神宗独信王安石，除了王安石能拿出一套完整的变法体系，还因为王安石是思想家，有自己的处事逻辑，他还是实干家，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熙宁三年八月的一天，神宗与王安石讨论朝廷人情，神宗感叹二府可用人才不多，急需寻找新的能用之人，王安石对曰：

惟有材之人敢作奸即最难测，陛下但深考道理，明用典刑，则人虽有材而欲为奸者，亦不敢萌奸心，如司马光辈，又安能惑陛下也！

意思是说，有才能的人做坏事是最难防范的，但如果法令明确，即使有才能也不敢萌生做坏事的想法，就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怎么能错误地引导陛下呢？

儒家用人强调一个“贤”字，《论语》：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孔子的弟子仲弓在鲁国士大夫季氏做总管，向孔子请教管理方法，孔子告诉他先要管理好官吏，原谅他们的小错误，举荐使用贤才。由此可见，儒家眼中的理想人才就是贤才。

那么什么是贤才？孔子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是说人生要有正确的方向，追求合乎天理的目标；据于德是说要遵从道德，遵从规范；依于仁是说内心要有仁爱之心；游于艺是说要掌握本领，提高能力。这里揭示了儒家“贤”的标准，用后世总结的一句话便是德才兼备。其中德在才前，是谓以德为先。

法家也讲贤，《韩非子·八经》：“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但法家的贤与儒家的贤不同，《韩非子·忠孝》：“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法家认为法才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利器，而贤是靠不住的，所以“上（尚）法而不上（尚）贤”。

王安石强调“明用典刑”，就是法治，法治之下，有才的人不敢萌生做坏事的想法，明显借鉴了法家特别是韩非子的观点！

有一次，神宗讨论西北边事，说到为君之道，王安石说：

乾，君道也。非刚健纯粹，不足以为乾。……治天下譬如用药。当知虚实寒热。方虚寒时，纯用乌头、附子，不患过热。

意思是说，君主应该像《易经》中乾卦所说的那样强硬果断，比如用药治病，虚寒的时候即使单纯用乌头、附子这样大热的药物，也不用担心用过了。

乌头、附子都是传统草药，有散寒助阳的功效，性大热。身体虚寒的时候服用乌头、附子，即使用得过了，也不用担心有副作用。王安石一向主张君王应该有强硬的姿态，不应为人言而左右摇摆。《韩非子·八经》：“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法家倡导的就是专制统治，王安石再一次暴露了其儒法并用的治国思想。

王安石刚有这番议论的第二天，神宗任免人事，问故事（过去的惯例）如何，王安石谏曰：

事果可，不须问故事。为物所制者，臣道也；制物者，君道也。陛下若问故事有无，是为物所制。

君王认为适宜的就要去做，不要问过去的惯例如何。君王可以随心所欲、不受约束，君王的使命是约束别人，受约束的是臣子。如果就事论事，王安石是希望神宗大刀阔斧铁腕推进变法，不要被朝臣谏言和社会舆论所裹挟。但从长远看，王安石的“君道刚健”就是君王独裁。

王安石通过“君道乾”“君道制物”去教育神宗要专制、独裁，数年之后，神宗踢开王安石，独自领导和实行了“元丰改制”，成功地将宋朝君臣共治的政体改变为帝王独裁，并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中国数千年历史。

官员贪腐是历朝历代头疼的问题，王安石有一段关于“廉政”的论述：

人主理财，当以公私为一体，今惜厚禄不与吏人，而必令取赂，亦出于天下财物。既令资天下财物为用，不如以法与之，则于官私皆利。

意思是：君主管理财物，没有公与私的区分，吝惜财物不舍得发放给官吏，他们一定会贪污受贿，攫取的还是天下人的财物。既然天下财物终究要被消耗使用，不如明确制定法令发放给官吏，对于国家和私人都有好处。

历朝历代中，宋朝官员的待遇是相对丰厚的。据《宋史·职官志》，宰相一级官员月俸三百贯，三百贯就是三百两银子，合三十万文钱。《红楼梦》里的小姐们每月例钱不过二两，这应该是清朝的消费水平。由此可见，三百两对于普通民众无疑是一笔巨款，许多人家可能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除此之外，他们春，冬还会发绫二十匹、绢三十四、绵百两，粮食每月一百石，各种茶、酒、调料、柴火、蒿、炭补贴，每年祭祀或其他国家大事还都有不菲的赏赐。

朝廷如此优厚官员，目的在于让他们不贪不占没有权力上的非分之想。宋太宗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廉隅就是品行端方。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宋朝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所以宋朝的士大夫才能优游闲适。

王安石秉承了宋朝百年以来的廉政观，一言以蔽之曰“高薪养廉”。官吏们要过上舒适的生活有两种途径：一是明取，一是暗夺。暗夺即私下盘剥商户、百姓，二者比较下来，还不如通过合法途径让他们正大光明地得到。

高薪养廉在现代社会被各国普遍认可，宋代先行一步，难能可贵。古人善于从道德的高度严以律人，特别是廉洁方正方面，而王安石偏偏对之进行功利性分析，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安石的理政思想是务实的、理性的。

同一时期，有人建议废通利军为黎阳县，合并到卫州。通利军属于州一级的行政区划，废军为县，相当于减少了一个州级编制，神宗有感而发：“河北州县太多。”王安石趁势发挥说，秦朝把小邑并作大城，所以国力强盛，具体到本朝：

今市人、公人不愿并和，并和即多进状，朝廷人多从之。已并复析者非一。小人狃见如此，所以每并一县，辄言不便；凡言不便，多是近县廨有资产豪宗及公人而已。朝廷若能察此，则河北州县可并处甚多也。

河北的州县面积小、人口少，如果合并不仅能够提高行政效率，而且能节省一大笔行政费用。但每每有这种提议，立刻遭到群臣反对。王安石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州县改革的阻力所在：即豪宗及公人的利益。

如果合并州县，吃官饭的公人肯定要裁撤许多，而有资产的豪绅大族，本来居住在州县的治所，州县合并后变成了偏僻乡村，他们的财富、生意都会因此而贬值，所以他们极力反对。

王安石习惯从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很少在道义上发表空泛的议论，这让他的见解总是与众不同。

漳河是河北除黄河之外又一条重要河流，宋朝之前汇入海河。仁宗庆历年间，黄河大改道，一支东流，一支北流，黄河改道影响了漳河，造成漳河淤积，河道不稳定，河水横流。神宗想要投入劳役修挖漳河，但苦于财力不足，再三踌躇。文彦博进言：“要丰财就要安百姓，少生事。像漳河不管又有何妨？漳河水总是要流走的，不流东边就流西边，不管流哪边，利害都是一样的。”王安石马上反驳：“如果河水或东或西都一样，大禹为什么还要开浚山川，挖掘沟渠？虽然不能轻率劳烦民力。但让老百姓一劳永逸的事情不能不做。"

文彦博任仁宗朝宰相时，可谓有胆有识，还亲自带兵平叛，政绩军功不可磨灭。但在开挖河流这件事上，暴露了保守派的通病：因为反对变法，所以强调帝王要静，不折腾，不生事，进而反对一切非常规的政务，由这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正是这种极端的思维，让他们眼界狭窄，能力退化，在具体事务上除了夸夸其谈，找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

正因为如此，才给了变法派契机。

还是熙宁三年，九月，神宗感叹：“司马光说现今是非不明，深以为患。”王安石当然不同意：

以先王法言考之，以事实验之，则是非亦不可污。

要辨明是非，必须确立标准，王安石认为这个标准就是“先王法言和事实”，颇有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味道。

庆历新政毁于朋党论，欧阳修为此专门写文辨析，认为君子党是社稷之福、朝廷之福。王安石的看法很简单：

人主昏乱，宦官奸利，暴横士大夫，污秽朝廷，故成党锢之事。今日何缘乃如党锢时事？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但刚健不足，未能一道德以变风俗，故异论纷纷不止。

欧阳修说我们结党是为了陛下好，却令仁宗担心不已。王安石的聪明在于，回避朋党这个问题，说陛下这样英明，怎么会有朋党呢？为什么要害怕朋党呢？您应该严厉打击那些危言耸听、胡言乱语的人!这一下就消除了神宗的担心，让神宗更加信任自己。

这些体现了王安石的智慧。

《大宋文官》，现代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本书从仁宗立嗣写起，到元祐更化结束，以时间为轴，以观点为骨，以史实为肉，再现熙宁变法、元丰改制、元祐更化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风谲云诡，揭示大宋文官从不同到不容的嬗变，大宋政治从中央集权向帝王专制的过渡，社会思潮从开放包容向内敛保守的转变。这为读者深刻理解宋朝政治生态，王安石、司马光等士大夫精神格局乃至整个皇权社会的政治特质及走向提供了充沛的史实和思考的维度。以大历史的视角对国家治理模式、人才选拔机制、时代命运中的人性选择等内容，也提出了自己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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