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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捷和傅作义的渊源极深，从陈长捷踏入军界开始到天津被俘，无一不有着傅作义的影响。

可是，就是这一对抱团取暖几十年的老兄弟，在解放之后，却一人高官得坐，一人身陷囹圄，容不得人不唏嘘不已。

客观地说，陈长捷也算得上是一位抗日名将，在南口之战、平型关之战都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了晋军中少有的抗日“常胜将军”，也因此不断晋升，在1939年已经成为了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行署主任。

1940年，是改变陈长捷命运的一年。

在这一年，阎锡山因晋军损失巨大，中央军处处喧宾夺主，八路军又遍地开花，感觉到逐渐失去了对山西的掌控。

又因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战事愈发难熬，胜利又遥遥无期，所以对蒋介石和八路军极为不满，因此产生了投日的想法，曾主动派人赴北平接触其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时的同学板垣征四郎。

并且，阎锡山为了弥补晋军的损失，下令收缴中央军被打残的部队的武器来充实晋军，这就引起了陈长捷的反对。

陈长捷认为，此时正值抗战的紧要关头，团结一致对外最为重要，如果此时阎锡山收缴中央军残部的武器，会使中央军对晋军产生恶感，进而产生摩擦，不利于在日后的抗战中互相配合。因此，对于阎锡山命令自己收缴中央军九十军残部武器的命令拒不执行，这就惹怒了阎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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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认为，陈长捷之所以抗拒命令，是因为与中央军将领过从甚密，有攀中央军高枝的嫌疑，如果不尽早处理，那陈长捷统帅的第六集团军很有可能被中央军拉走。因此，阎锡山下令解除了陈长捷的军职。

陈长捷一怒之下，率领着卫队营投奔了傅作义。

1941年，在傅作义的举荐下，陈长捷就任晋绥边区副总司令，后又转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可又因为部下抢掠民众，被第二次解除军职。这一次，傅作义也保不了他了。无奈之下，陈长捷只得要求去重庆陆军大学第六期将官班学习。就这样，陈长捷离开了抗日战场。

1947年，陈长捷就任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驻扎在甘肃。这可是个肥缺，如果不是陈长捷在陆军大学深造过，恐怕也捞不到这个职位。

可就在陈长捷过着万事不求人，万人来求己的好日子的时候，一纸调令来到，陈长捷调任天津警备司令，这背后还是有着傅作义的影子。

傅作义之所以把陈长捷调来担任天津警备司令主要还是无人可用。傅作义出自晋军，独立出晋军之后，所属的嫡系部队也仅有一个35军，后来虽然在35军的基础上又扩大了三个军，但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不多。而陈长捷号称宿将，自己又对其有恩，把他从甘肃调到天津,油水上虽然少了些，但是从权柄上讲，不知大了多少。

果然，已经脱离战阵多年的陈长捷接到调令来到天津后，对傅作义是极力表白忠心。因为在陈长捷眼中，傅作义就是他的恩人，不仅在他保定军校毕业时就把他推荐到阎锡山部下一路高升，而且还在自己受到阎锡山猜忌的时候，不怕与阎锡山翻脸，收留了自己，并且委以重任。现在天津虽然已经接近前线，马上要面临着与四野的决战，这不正好是向傅作义报恩的好机会吗？因此，陈长捷来到天津之后，向傅作义表态：

“请总司令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

陈长捷也是说到做到，在他的命令下，天津进行了大范围的“大搜查、大逮捕”行动，又增兵添将、大力修建工事，意欲把天津建成一个坚固的堡垒。陈长捷的努力就连蒋介石都夸赞不已，认为是国军将领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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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把陈长捷派到天津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为自己留有后路。在傅作义的谋划中，只要是守住了天津，那就意味着守住了出海口，一旦自己在华北战败，那就从天津出海逃往南方。这种谋划在傅作义精锐的嫡系35军在新保安被歼灭之后，显得尤为紧迫。

从数量上说，傅作义虽然在名义上拥兵50万，但绝大部分精锐都是中央军，其中虽有孙连仲部的西北军，但是显然西北军和他不是一条心，关键时刻能够起到多大作用还是个未知数。

而且，35军被消灭后，华北“剿总”摆出的一字长蛇阵蛇头已经被打掉，如果再不把天津握在手中，那自己连逃跑的后路都没有了。

本来按照傅作义的计划，一旦战事不利，自己就率军逃往绥远，那里毕竟是自己的大本营。可是，随着35军的覆灭，张家口再次丢失，自己意欲逃往老巢的道路已经不通。至于蒋介石提出的要从华北撤退，把华北的50万兵力与盘踞在徐州的刘峙、杜聿明集团汇合，更非傅作义所愿。自己的大本营在北方，到了南方就成为了客军，一切军需物资都需仰仗南京供应，以老蒋的个性，恐怕不需要多久，自己就会成为光杆司令，因此，率军南下这条路也走不通。

最后，也只剩下死守天津一条路了。

但是，傅作义在此时却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把本来防守天津的主力部队陆续抽调到北平周边，仅给陈长捷留下了两个军和一个不满编的师。这也是陈长捷日后诟病傅作义的原因之一。

傅作义的想法也不能算错。35军覆灭后，傅作义开始收缩兵力，把过去的一字长蛇阵缩成了两个团团，一个是北平，另一个是天津。北平防守面积太大了，没有大量的部队根本防守不过来。而天津则不同，驻守在渤海湾长山列岛的国民党渤海舰队随时可以在海上支援塘沽。

可惜，傅作义失算了。

战前，根据傅作义的排兵布阵，我军认为，重兵驻守的北平和天津是两块“硬骨头”，要想啃下它，势必付出不小的代价。因此，四野先遣兵团在配合华北第二兵团和第三兵团消灭了35军之后，顺势攻下了密云县城，做出威逼北平的战略态势。

35军覆灭后，北平的防线出现了一块巨大的缺口，为了堵死这个缺口，傅作义只得从天津抽兵弥补，可是这样一来，天津的城防也露出了缺口，以至于陈长捷在被俘说，天津之所以会在29个小时被攻陷，完全是因为兵力太少，不敷使用所致，很多修建的坚固工事根本就没有兵力来进行防守。

通过四野先遣兵团的一次佯动，使得傅作义上当，抽调了本来用于防守天津的兵力，造成了天津兵力空虚。就这样，本来是两块“硬骨头”，通过一次佯动，就变成了一块“硬骨头”和一块“肥肉”了。

在当时，陈长捷也知道傅作义在积极与解放军接触，所以陈长捷也屡次向傅作义请示办法，可回答都是令人不得要领的“坚持就有办法“。其实，傅作义在此时确实有苦衷。可这样一来，却把陈长捷害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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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捷属于旧式军人，讲究的就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没有接到傅作义明确指示的时候，他也只能是顽抗到底。

1949年1月13日，解放军对天津守敌发出了最后通牒，可天津守军包括陈长捷在内，谁也不敢先说出投降这个词，最后，也仅是拿出了一个含混的回答：

“为了天津免于糜烂，要解放军派负责人来商谈，但放下武器有为难之处”。

放下武器有为难之处，这就意味着要拒绝投降。1月14日，在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天津在29个小时被攻占，陈长捷被活捉。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始终对陈长捷抱有愧疚之心。因为傅作义和我军谈判一事属于高度机密，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傅作义把已经决定要起义的消息告诉了陈长捷，他倒不是怕陈长捷会去告密，而是陈长捷得到消息后势必要和驻守天津的国民党将领们商议，这在特务云集的天津，是根本无法保密的。一旦消息泄露，傅作义部下的中央军们会作何反应？如果这些人不同意，进而起兵反抗，就会使大事毁于一旦。

但不管怎么说，傅作义总是有愧于陈长捷的，并屡次提出要特赦陈长捷等人。

可这些高度机密的消息陈长捷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对傅作义产生了极大地怨愤。他曾经抱怨说：

“他在北平和平谈判，命令我坚守不投降。他成了起义将领，我却成了战犯。我上了大当！”

陈长捷被俘后，被押到功德林监狱进行改造。在改造期间，陈长捷还是非常积极的，一时间成为了功德林有名的“理论家”。可就有一样，对傅作义的怨愤始终没有消除。

有一年，傅作义到功德林探望陈长捷，陈长捷不仅不搭理傅作义，反而对其怒目而视。傅作义想要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也故意低头不语，不肯与傅作义交流，使得傅作义异常尴尬。

1956年，傅作义再次提出要特赦陈长捷等人。

1959年12月4日，陈长捷作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离开了功德林，通过功德林监狱管理人员转达的傅作义的解释，陈长捷终于与傅作义尽释前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