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功德林探望陈长捷,却遭怒目而视,陈长捷:我上了他的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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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捷和傅作义的渊源极深,从陈长捷踏入军界开始到天津被俘,无一不有着傅作义的影响。
可是,就是这一对抱团取暖几十年的老兄弟,在解放之后,却一人高官得坐,一人身陷囹圄,容不得人不唏嘘不已。
客观地说,陈长捷也算得上是一位抗日名将,在南口之战、平型关之战都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了晋军中少有的抗日“常胜将军”,也因此不断晋升,在1939年已经成为了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行署主任。
1940年,是改变陈长捷命运的一年。
在这一年,阎锡山因晋军损失巨大,中央军处处喧宾夺主,八路军又遍地开花,感觉到逐渐失去了对山西的掌控。
又因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战事愈发难熬,胜利又遥遥无期,所以对蒋介石和八路军极为不满,因此产生了投日的想法,曾主动派人赴北平接触其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时的同学板垣征四郎。
并且,阎锡山为了弥补晋军的损失,下令收缴中央军被打残的部队的武器来充实晋军,这就引起了陈长捷的反对。
陈长捷认为,此时正值抗战的紧要关头,团结一致对外最为重要,如果此时阎锡山收缴中央军残部的武器,会使中央军对晋军产生恶感,进而产生摩擦,不利于在日后的抗战中互相配合。因此,对于阎锡山命令自己收缴中央军九十军残部武器的命令拒不执行,这就惹怒了阎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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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认为,陈长捷之所以抗拒命令,是因为与中央军将领过从甚密,有攀中央军高枝的嫌疑,如果不尽早处理,那陈长捷统帅的第六集团军很有可能被中央军拉走。因此,阎锡山下令解除了陈长捷的军职。
陈长捷一怒之下,率领着卫队营投奔了傅作义。
1941年,在傅作义的举荐下,陈长捷就任晋绥边区副总司令,后又转任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可又因为部下抢掠民众,被第二次解除军职。这一次,傅作义也保不了他了。无奈之下,陈长捷只得要求去重庆陆军大学第六期将官班学习。就这样,陈长捷离开了抗日战场。
1947年,陈长捷就任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驻扎在甘肃。这可是个肥缺,如果不是陈长捷在陆军大学深造过,恐怕也捞不到这个职位。
可就在陈长捷过着万事不求人,万人来求己的好日子的时候,一纸调令来到,陈长捷调任天津警备司令,这背后还是有着傅作义的影子。
傅作义之所以把陈长捷调来担任天津警备司令主要还是无人可用。傅作义出自晋军,独立出晋军之后,所属的嫡系部队也仅有一个35军,后来虽然在35军的基础上又扩大了三个军,但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不多。而陈长捷号称宿将,自己又对其有恩,把他从甘肃调到天津,油水上虽然少了些,但是从权柄上讲,不知大了多少。
果然,已经脱离战阵多年的陈长捷接到调令来到天津后,对傅作义是极力表白忠心。因为在陈长捷眼中,傅作义就是他的恩人,不仅在他保定军校毕业时就把他推荐到阎锡山部下一路高升,而且还在自己受到阎锡山猜忌的时候,不怕与阎锡山翻脸,收留了自己,并且委以重任。现在天津虽然已经接近前线,马上要面临着与四野的决战,这不正好是向傅作义报恩的好机会吗?因此,陈长捷来到天津之后,向傅作义表态:
“请总司令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
陈长捷也是说到做到,在他的命令下,天津进行了大范围的“大搜查、大逮捕”行动,又增兵添将、大力修建工事,意欲把天津建成一个坚固的堡垒。陈长捷的努力就连蒋介石都夸赞不已,认为是国军将领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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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把陈长捷派到天津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为自己留有后路。在傅作义的谋划中,只要是守住了天津,那就意味着守住了出海口,一旦自己在华北战败,那就从天津出海逃往南方。这种谋划在傅作义精锐的嫡系35军在新保安被歼灭之后,显得尤为紧迫。
从数量上说,傅作义虽然在名义上拥兵50万,但绝大部分精锐都是中央军,其中虽有孙连仲部的西北军,但是显然西北军和他不是一条心,关键时刻能够起到多大作用还是个未知数。
而且,35军被消灭后,华北“剿总”摆出的一字长蛇阵蛇头已经被打掉,如果再不把天津握在手中,那自己连逃跑的后路都没有了。
本来按照傅作义的计划,一旦战事不利,自己就率军逃往绥远,那里毕竟是自己的大本营。可是,随着35军的覆灭,张家口再次丢失,自己意欲逃往老巢的道路已经不通。至于蒋介石提出的要从华北撤退,把华北的50万兵力与盘踞在徐州的刘峙、杜聿明集团汇合,更非傅作义所愿。自己的大本营在北方,到了南方就成为了客军,一切军需物资都需仰仗南京供应,以老蒋的个性,恐怕不需要多久,自己就会成为光杆司令,因此,率军南下这条路也走不通。
最后,也只剩下死守天津一条路了。
但是,傅作义在此时却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把本来防守天津的主力部队陆续抽调到北平周边,仅给陈长捷留下了两个军和一个不满编的师。这也是陈长捷日后诟病傅作义的原因之一。
傅作义的想法也不能算错。35军覆灭后,傅作义开始收缩兵力,把过去的一字长蛇阵缩成了两个团团,一个是北平,另一个是天津。北平防守面积太大了,没有大量的部队根本防守不过来。而天津则不同,驻守在渤海湾长山列岛的国民党渤海舰队随时可以在海上支援塘沽。
可惜,傅作义失算了。
战前,根据傅作义的排兵布阵,我军认为,重兵驻守的北平和天津是两块“硬骨头”,要想啃下它,势必付出不小的代价。因此,四野先遣兵团在配合华北第二兵团和第三兵团消灭了35军之后,顺势攻下了密云县城,做出威逼北平的战略态势。
35军覆灭后,北平的防线出现了一块巨大的缺口,为了堵死这个缺口,傅作义只得从天津抽兵弥补,可是这样一来,天津的城防也露出了缺口,以至于陈长捷在被俘说,天津之所以会在29个小时被攻陷,完全是因为兵力太少,不敷使用所致,很多修建的坚固工事根本就没有兵力来进行防守。
通过四野先遣兵团的一次佯动,使得傅作义上当,抽调了本来用于防守天津的兵力,造成了天津兵力空虚。就这样,本来是两块“硬骨头”,通过一次佯动,就变成了一块“硬骨头”和一块“肥肉”了。
在当时,陈长捷也知道傅作义在积极与解放军接触,所以陈长捷也屡次向傅作义请示办法,可回答都是令人不得要领的“坚持就有办法“。其实,傅作义在此时确实有苦衷。可这样一来,却把陈长捷害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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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捷属于旧式军人,讲究的就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没有接到傅作义明确指示的时候,他也只能是顽抗到底。
1949年1月13日,解放军对天津守敌发出了最后通牒,可天津守军包括陈长捷在内,谁也不敢先说出投降这个词,最后,也仅是拿出了一个含混的回答:
“为了天津免于糜烂,要解放军派负责人来商谈,但放下武器有为难之处”。
放下武器有为难之处,这就意味着要拒绝投降。1月14日,在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天津在29个小时被攻占,陈长捷被活捉。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始终对陈长捷抱有愧疚之心。因为傅作义和我军谈判一事属于高度机密,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傅作义把已经决定要起义的消息告诉了陈长捷,他倒不是怕陈长捷会去告密,而是陈长捷得到消息后势必要和驻守天津的国民党将领们商议,这在特务云集的天津,是根本无法保密的。一旦消息泄露,傅作义部下的中央军们会作何反应?如果这些人不同意,进而起兵反抗,就会使大事毁于一旦。
但不管怎么说,傅作义总是有愧于陈长捷的,并屡次提出要特赦陈长捷等人。
可这些高度机密的消息陈长捷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对傅作义产生了极大地怨愤。他曾经抱怨说:
“他在北平和平谈判,命令我坚守不投降。他成了起义将领,我却成了战犯。我上了大当!”
陈长捷被俘后,被押到功德林监狱进行改造。在改造期间,陈长捷还是非常积极的,一时间成为了功德林有名的“理论家”。可就有一样,对傅作义的怨愤始终没有消除。
有一年,傅作义到功德林探望陈长捷,陈长捷不仅不搭理傅作义,反而对其怒目而视。傅作义想要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也故意低头不语,不肯与傅作义交流,使得傅作义异常尴尬。
1956年,傅作义再次提出要特赦陈长捷等人。
1959年12月4日,陈长捷作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离开了功德林,通过功德林监狱管理人员转达的傅作义的解释,陈长捷终于与傅作义尽释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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