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次次文化的碰撞，一场场族群之间的对垒，都为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增添下了浓重的色彩。止步于历史的族群不是落下的陨石，它们也是满天星河中的一颗两颗，依旧给现在的我们带来光与希望。

正如我们所知，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的两大经济模式，而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一直以来也是活跃于古代中国舞台的两大民族力量。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也相互对抗，使得朝代更替，造就了民族的大融合。这一次，我们就来浅谈一番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吧！

一、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发展，成就中华民族闪耀的两颗行星

我们不难发现，在亚欧大陆上，偏北的地方一般易于游牧，而偏南的地方更加适于农耕和养殖。中国的大部分领土位于亚欧大陆的较南部，因此，农耕的经济模式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在世界上先后出现的几个独具风采、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中，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成为中国的两大农耕中心。

黄河流域主要种植粟类粮食作物，而长江流域则以水稻为特色农作物。在两大农耕经济中心的影响下，周边地区慢慢接受到辐射作用，在中国的更多地方发展农耕的经济模式，由此，中国成为主要以农耕与半农耕经济发展的农耕世界。

农耕作为中国主要的生产模式，范围大、历时长，影响大。而农耕经济的生产模式要求人们集中与合作，因而即使是因为山河湖海、山峰沟壑的天然次序较为混乱，但在人为的努力下，依旧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富有人文色彩的一种秩序。“八百里秦川”、“岭南之乡”、“天府之国”等都是在农耕经济下，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形成的盛况。

正是在这种集中的农耕经济下，中国劳动人民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

土地信仰

社稷中的“社”是指土地神，而“稷”则是指谷神。社稷就是江山，没有江山就没有社稷。现时，许多村口路边仍设有土地庙，逢年过节人们也会进行祭拜，可见土地信仰在人们心中占据着极高的地位。不仅如此，农耕民族因为常以群体性劳作的方式在土地上生产与生活，因而也形成了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淳朴向往，这正是我们所知的“桃花源”，即一种“大同社会”。生存环境自然美好、邻里氛围和谐亲近便是人们的追求。

为公为群的生存观念

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古代中国社会，“千耦其耘”的耕作方式成为人们的首选，进而一种集体感从人们心中生发出来，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成为历代中国人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然而这种“为公为群”的生存观念其实也是当代许多外国友人难以理解中国人的地方，但这也正是中国人最迷人可爱的特征。

我国东部地区受印度板块和太平洋板块运动的影响在内陆形成了许多山脉和高原，例如秦岭和内蒙古高原。这种较高海拔的地势地貌为中国草原地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游牧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敕勒歌

北朝乐府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中国游牧民族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匈奴、东胡、突厥、羌藏、回鹘这五大系统，对中国历史的演变甚至世界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建立匈奴帝国，北方游牧民族所拥有的游牧文化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亮相；到公元3世纪鲜卑族崛起于大兴安岭，占领匈奴故地，南下入主中原创中华民族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再到907年，契丹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开发燕云十六州；再到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达到游牧民族最辉煌的时期；再到17世纪初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建立清朝。游牧民族的发展历史与其所表现出来的勇猛进取的精神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与震撼，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永不遗失这一股强大的力量。

二、两族在碰撞中擦出火花，在依存中创造辉煌。

农耕民族相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性情相对温和、保守，而游牧民族则相对勇猛、激进。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与为了抢夺更大更优的生存空间使得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免不了冲突和斗争。

先秦与匈奴以及秦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是第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阶段。其实中国自商周时期就与匈奴有着密切的联系，周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周幽王被匈奴人杀死于骊山之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修建起恢宏的万里长城。

司马迁更是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论述道：“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而汉朝更是多次出击攻打匈奴，甚至设立了朔方郡和酒泉、敦煌、武威、张掖等河西四郡。

第二个具有代表性的阶段便是隋唐与突厥之间的战争。“渭水之盟”的故事还铭记在我们脑海里。昔日，“隋强突弱”的形势在唐朝建立之初破灭，趁唐初国力尚未兴盛，突厥的统治者甚至亲率士兵进扰内地、进袭中原，甚至一度进入到了距离长安不到百米的地方，唐太宗无奈，只能也亲自率兵与突厥首领对话，在允诺赠予财物之后，方得结盟，免于一场恶战。

第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阶段便是蒙古族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战争。成吉思汗是一代勇士，他率领士兵灭掉西夏，建立起幅员辽阔的蒙古帝国，他的后人甚至灭掉了南宋政权。不仅如此，蒙古人还进行西征，在这过程中将火药带到了西方世界。骁勇善战的蒙古人进军凶猛，给农耕民族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不可避免，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之间的战争给双方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创伤。不仅打断了农耕世界财富积累和思想解放的进程，也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沉痛的打击，甚至使得一些小部落被其他民族同化。

独有沙边鸟，时来共结盟。尽管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事繁多，但是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的联系更是不可割舍的。二者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同时优势互补，在融合交汇中加速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有时候妥协是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常常可以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中体现。其中最让人拍案叫绝的便是孝文帝改革和清朝的汉化政策。

386年鲜卑族建立北魏，定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呼尔浩特市），之后便不断向中原拓展。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全面实施汉化政策。政府不仅鼓励穿汉服、习儒学、改汉姓，甚至将社会经济从以畜牧业为主转变为以农业为主。这样的决策推动了整个民族的大交融，同时减少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起到了强化统治的作用。

清朝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身体力行地学习中原文化，康熙、乾隆皇帝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不仅如此，他们也坚决执行汉化政策，在天下初定之时便开科取士，尊儒重道，采取中原的选官制度和礼仪制度，同时全面接受汉族传统价值观，给予了中原人民充分的适应新王朝的环境。

农耕文明越是发达，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越是不可分割。农耕民族善于耕作和养殖，人们对待自然顺从的态度，这使得人们形成热爱自然、和善亲切、注重伦理等性格，但也有保守封闭、不善开拓的不足。游牧民族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较低，擅长射箭、骑马等活动，性情开朗，具有善于进取、勇敢向上等优点，但也有着争强好胜等不足。二者在交流中相互学习，使得民族性格得到互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融合与发展。

三、两族融合发展，创中华民族灿烂盛世

大海容纳百川，但也会有风浪，而朵朵浪花，便是这片海最迷人的地方。中华民族能在现代迸发出绚丽多彩的光是因为有多股力量在底下为这团烈火增添柴木。交流才能了解，了解才会包容，包容才将融合。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注定要在中华大地上和谐发展，成为亮丽的风景线。

西汉初期“文景之治”为汉代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而为了一直维持住大一统的社会环境，刘邦采取和亲政策，有效地缓解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为汉代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资治通鉴》有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朝开放繁荣的面貌离不开领导人的宽广心胸。与历代汉族封建皇帝对夷狄的政策不同，唐太宗不会对游牧民族存有偏见，深受游牧民族尊重，因此他不仅号称大唐皇帝，亦称作大唐可汗。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和谐相处中，统治者更好地发挥统领作用，使得唐朝成为中外闻名的开放盛世。

清王朝的康乾盛世更是由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融发展的结果。起初清政府对农耕民族采取高压政策，不仅将农田变为牧场，还镇压反抗的农民，这导致人心的背离，激化了民族矛盾。但从康熙帝开始，便采取“怀柔政策”，向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学习，安抚了农耕民族的人心，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发展，为康乾盛世拉开了序幕。

而中国的历史上，也存在着结果不尽人意的例子。在元朝入主中原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都经受了极大的考验。游牧民族虽然在政治上的地位更高，但是想要以少数管理多数仍然是一件难事，而农耕民族虽然面对着民族歧视，但是以在土地上生产、生活上的适应能力以及人数上压倒性的获胜，在元朝统治时期仍然对游牧人民进行打压，使得游牧民族最终退出中原，回到草原。

由于生产力水平以及生产方式的不同，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错位。我们试想一下，习惯于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面对大片的农田该如何下手？适应了农田耕作的农耕民族进入到草原的世界又该如何生活？由此可见，强制地占领，对游牧民族来说不是一场美梦，对农耕民族来说更是一场灾难。

真正的融合既不是征服也不是压迫，而是在彼此的领域各自安好，顺利地生活，并以最大的程度在对方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同时积极交流，取长补短，达到一个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境界。

结语

无论是冲击还是对垒，再大的变化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都只是稍瞬转逝，而其中不变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身影。宏阔包容的农耕民族与勇猛无畏的游牧民族在和谐融合中不断发展，共同为中华民族注入活力与生机，早已经在相互影响中成为不可分离的部分。

中华民族文化能够源远流长、长盛不衰，正是在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每一个成员都各具特色，每一朵花都惊艳历史，因而更应对彼此多一份理解和包容，携起手来，我们一同见证中华民族这一番盛大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