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众所周知的是，时尚所透露的信息，远不只是视觉风格与审美选择，按照学者王德威的说法，“时尚是身体发肤和世界接触的界面，‘穿梭’内里与公共场域，‘践履’物质生活和消费想象。”

美国文化社会学家戴安娜·克兰新近出版了《时尚及其社会议题：服装中的阶级、性别与认同》一书。在她看来，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性别、年龄、种族等因素都是构建其衣橱的重要依据。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时尚及其社会议题：服装中的阶级、性别与认同》的第三章“作为非言语反抗的女性着装行为：符号边界、另类着装与公共空间”。克兰在文中探讨了另类服饰的出现，如何打破了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身体表达界限，又如何与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相互交织影响。受篇幅所限，较原文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拟。

对于女性而言，时尚究竟是赋权，还是枷锁？或许正如克兰在书中所言：时尚始终是女性的社会议题，而着装行为也总是出于社会动机。如果一位女性将自己的外貌和身份看作一个不断演变的方案，那么她对消费品的选择就会成为一个复杂的协商过程：从经由媒介图像传递的相互冲突的霸权规范，到她自己对性别差异的理解。

《时尚及其社会议题：服装中的阶级、性别与认同》，[美]戴安娜·克兰著，熊亦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2月。

原文作者 | [美]戴安娜·克兰

摘编 | 青青子

领带、草帽与西装外套：

服装史里的女权运动

虽然时尚风格起源于法国，但英国对另类风格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在运动装和定制西装夹克的设计上），这表明了英国文化对另类女性形象的接受度。这可能受到了英国女性统治者传统的影响，并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身上得到体现。1837年（她在位的第一年），维多利亚头戴男性军帽，身穿蓝色军装，在温莎检阅了她的军队。

另类风格可以理解为承袭于男装的一组符号，它由单独或共同沿用的单品构成，并巧妙地改变了女装的整体效果。男士领带是最常见的另类服饰之一。领带在另类风格中的重要性与其在男性装束中的作用相关。吉宾斯指出，在维多利亚社会：“每个人的领带都宣告了自己当下的社会地位……和抱负。”由于19世纪的男装变得越发暗淡和刻板，领带因此被用以编码着装者的出身，即所属“军团、俱乐部、运动或教育背景”。尽管女性戴领带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独立表达，但也会关涉不同的另类生活方式。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的小说《克兰福德》（Cranford）以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小镇为背景，将其中的未婚女性角色（代表着真正的礼仪）描述为戴着“领带以及像骑师帽一样的小帽子”。

英剧《克兰福德》剧照。

1851年，服装改革家阿梅莉亚·布卢默（Amelia Bloomer）的女儿据说戴着深红色的真丝领带，搭配淡紫色的束腰上衣和白色长裤。此时开始频繁出现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女性照片可以表明领带所传达的不同含义。1855年，一位匿名摄影师曾拍摄了一名年轻女子的照片，她佩戴了四种不同款式的领带作为当时的时髦配饰：“蕾丝衣领、蝴蝶胸针固定的项圈，以及……有设计感的男士蝶形领结”，此外，还戴了一条项链。坎宁顿夫妇提到，女性的领结和领带“在1861年很显眼”。1864年，一位英国女性以海边为背景拍下了照片，她戴着领带，穿着很宽松的裙子以及一件与当时男士夹克风格相呼应的外套，同时还戴着水手草帽。值得注意的是，1876年威斯康星大学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性和男性几乎一样多）显示，所有年轻女性都戴着某种款式的领带。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年轻女性都会穿戴黑色天鹅绒颈带。颈带的宽度从0.25英寸到0.5英寸不等，与这一时期男性所戴的黑色领带（1英寸宽）非常相似。19世纪末，所有社会阶层的成员（包括上流社会女性）都佩戴缎带领带，尽管法国时尚史几乎从未提及缎带领带的存在。中产阶级女性将其与商务服、校服和护士制服进行搭配；工人阶级女性则将其与仆人和保姆的制服，以及工厂的工作服一起穿戴。各式领带通常是运动装的一部分，尤其是在19世纪最后十年流行起来的自行车运动。到了19世纪末，上述三个国家女性戴领带的照片越来越多。戴领带的女性也开始出现在绘画作品中，这是社会认可度提高的标志，因为肖像画比摄影要正式得多。

金斯伯格认为领带是19世纪90年代“女权制服”的核心，并这样描述过一位年轻女性的穿着：“高耸、硬挺、系扣的领子以及用小珍珠别针系着的普通领带，是对男女平等的坚定主张，标志着对男性特权的抨击。”与此同时，金斯伯格指出，这位年轻女性用宽腰带来突出自己的细腰，并在长发上扎了一个大蝴蝶结，以此来“委婉地兼顾自己的选择”。她穿着宽袖衬衫和修身短裙，以顺应当时的时尚潮流。戴领带是一种社会声明，这在法国小说家科莱特（Colette）的例子中也可看到。1900年科莱特与丈夫合影时，她身着中产阶级女性的传统服饰—戴着镶有雏菊的大礼帽、穿着蕾丝衬衫并搭配着项链。几年后，她与丈夫分居时则被拍到系着长领带，没戴帽子。

电影《柯莱特》剧照。

帽子也是男性身份的有力象征，并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女性的青睐。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就有戴高顶礼帽骑马的习惯，这一习惯一直持续了整个世纪；到19世纪末，人们骑马时则开始戴圆顶礼帽。女性在其他活动中戴男帽的做法始于19世纪中叶。水手草帽最初是一种时髦的童帽，而在随后的19世纪60年代却逐渐成为女性时尚。根据布鲁的说法，19世纪70年代流行的是德比帽（圆顶礼帽），“几乎和男士礼帽一模一样”。当时的威尔士王妃亚历山德拉（Alexandra）被拍到身穿午后礼服，头戴一顶窄边圆布帽，这不禁令人想起男性的圆顶礼帽。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和男性一样的软呢帽。在这一时期，女性在运动时都戴着男性的骑师帽、狩猎帽和游艇帽。

在19世纪80年代，硬草帽（或称平顶硬草帽）作为男帽变得极为流行，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女性也都普遍戴着这种帽子。它在男性和女性中都非常受欢迎，可以说是一种“中性”配饰。这种有着精确的几何线条且设计简洁的帽子，与此时女帽的典型款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的女性通常戴着面纱，并在帽子上堆满鲜花、缎带、蕾丝、羽毛、小鸟式样的装饰，有时还有爬行动物、贝类和昆虫的装饰。搭配着领带和西装外套的平顶硬草帽表达了年轻女性在诸如办公室工作等新职业中的独立性。在女仆装之上穿着男式夹克并打着蝴蝶结，这在当时构成了一种表示反抗的姿态。

西装外套被称为“19世纪女性解放的象征”。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西装外套的简洁与时装的日益繁复形成了鲜明对比。在17世纪，上流社会的女性会穿着夹克在乡村骑马和散步。19世纪上半叶，裙装主导了时尚，但到了19世纪中叶，夹克又在乡村或海边再度流行起来。宽松夹克和仿男士夹克与带有男性化衬衫领的短上衣、蝶形领结和草帽相搭配。这些风格起源于英国，而当时的英国已经是男装风格的引领者。19世纪60年代，尽管“男士双排扣定制夹克”很流行，但完全没有受到人们的推崇。1874年，亚历山德拉王妃被拍到身着女性版的海军军官制服。1877年，男士诺福克夹克（Norfolk jacket）的仿制版在英国流行起来。在美国，女性参与内战推动了男性化套装的发展，包括“深色夹克、短裙和素色衬衫”。她们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也一直穿着这类套装。

在19世纪的进程中，着装的另类风格融入了越来越多的单品，而单品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尤其是西装外套。但即使在19世纪末，女性也在有选择地效仿这种风格。戴领结和草帽意味着一种不够强势的表态。而打着活结领带，穿着访男式女衬衫、马甲以及裁剪得体的夹克和水手服，抑或戴着男帽，这些则都是强有力的宣言。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社会上的女性和工人阶级，都可以看到这种风格。着装的另类和主流风格在照片中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中产阶级女性身着“另类”服装。照片由出版社提供。

两位法国业余女摄影师的肖像照说明了着装与自我形象之间的关联。第一位女性将自己的照片命名为“业余摄影师”，她穿着19世纪90年代主流风格的女装。第二位女性则拍摄于十五年后，她身着另类风格：仿男式女衬衫配蝶形领结。值得注意的是，她拿着一本专业摄影杂志摆了个姿势，大概是为了表明她对自己职业技能的认同。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她是一所私立寄宿学校的校长。

重要的是，这些男装始终与女装结合在一起，而且这种着装方式并未遭到社会的排斥。直到20世纪初（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女性所穿的西装外套才开始具有女同性恋的内涵。相比之下，作为联邦军队第一位女性助理外科医生，玛丽·爱德华兹·沃克医生（Dr. Mary Edwards Walker）选择了男式长裤和长礼服，但这样的着装风格令她遭遇了相当大的敌意。国会为此专门通过了一项特别法令，授予沃克穿裤子的权利。

19世纪的女性是如何理解这些男性服饰的呢？这些单品是否如佩罗特所说的那样“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女性将男装元素融入女装的频率、所沿袭的单品并未抹杀男性气概的事实，以及这种着装行为跨越社会阶层界限的方式均表明，这些单品构成了关于女性地位的象征性声明，以及贯穿整个19世纪的关于女性地位的争论。

女时装摄影师的自拍。照片由出版社提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带、男帽、男士夹克和马甲等另类风格不再与主流风格形成鲜明对比。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女性理想（性感的女性）已被独立而率真的年轻女性所取代，这类年轻女性有着男孩般的形象，并融合了上世纪主流女性和另类女性形象的一些特质，具体来说，前者代表着柔弱无助的女性气质，后者则代表着自信和运动精神。另类风格不再是对立风格。其中的单品（尤其是西装外套）现在已是主流风格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种新的另类风格出现了，它与纽约、伦敦和巴黎的女同性恋亚文化有关，但这一风格在这些圈子之外并未得到广泛效仿。这种风格更接近于“穿异性服装”，而并非将某些男装与女装关联起来。

自行车的出现，

改变了人们对于女性运动服的态度

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要求女性在街头以及在别人家中都要按照主流时尚着装，但在某些公共场所，女性还是能够通过另类服饰来模糊符号边界。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场所（比如学校和度假胜地）可供女性逃避主流的着装规范，以衣着获取另类身份。当街头的美国服装改革者在裤子外面穿裙子并提议将其作为普通服饰时，他们遭到了严重的批评，但用于学校、大学和疗养院的运动制服与之非常相似，人们能够接受后者显然是因为它并不会出现在城市街头。公共场所着装行为的规则因地点、阶级和性别的不同而呈现出细微的差异。例如，女性在海里游泳时可以穿裤装，但在海滩上散步时则不能这么穿。19世纪下半叶，新运动（尤其是自行车运动）的引入重新定义了在公共空间中表达符号边界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公共场所穿另类服饰是存在于更隐蔽空间中的更激进变革的一种表现。

自行车骑行装。照片由出版社提供。

在20世纪以前，女性休闲活动中的体育运动几乎只为上流社会而保留。女性参加这些运动时的着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公共场所的性质。如果在家附近或社交俱乐部进行体育活动，那么通常需要符合中产阶级的女性着装标准。网球、槌球、滑冰和高尔夫被视作社交而非体育活动。因此，19世纪70年代，人们希望女性参加这些运动时的着装与其他社交场合一样：长裙、束身衣、裙撑和大礼帽。当她们在机构内部或乡间运动时，其运动着装还可能包括男性化的服饰。女子学院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女性可以在不为人所见的情况下开展男性运动（如棒球）。体育运动被视作“男性的领地”，是其证明男性气概的一种方式。人们由此认为在公共场合参与男性运动的女性是粗俗乃至不道德的。

骑马是上流社会女性最早参与的娱乐活动之一。17世纪中期，女性在乡村骑马、散步和旅行时所穿的骑马服包括“当时男性穿的带裙摆的外套大衣，脖子系有类似的领结，头上戴假发和三角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男性化的衣服通常会搭配长裙和各种衬裙。19世纪，女性继续穿着源自男性化着装的骑马服，但主要还是为了骑马。1850年女性的“侧鞍骑乘”（sidesaddle ridding，一种欧洲淑女的特殊骑马方式）风格着装是由男装裁缝而非女装裁缝师制作的，它在腰部以上效仿了男士正装，但在下摆融入了长裙设计。到了19世纪80年代，大多数女性都在裙子下面搭配修长的深色直筒裤。她们还戴着类似男式的丝绸高帽、骑师帽和草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才认为跨骑更合适。马裤由专业裁缝按照男士马裤的风格制作，直到1900年以后才开始有更多的女性穿马裤。骑马服的演变揭示了上流社会女性接受男性化着装的程度，这甚至还包括了在其他情况下完全不合时宜的各式裤装。

英剧《唐顿庄园》（第一季）剧照。

泳衣属于另一个领域，上流社会女性可以在此展开不太适当的着装行为。伦切克和博斯克将避暑胜地描述为“时尚实验室，有钱人在那里可以尝试新的着装和行为方式”。早在19世纪60年代，女式泳衣就选用了不能在其他公共场所穿着的短裤或灯笼裤，并与束腰夹克一起搭配。比尔德（Byrde）引用了当时杂志的说法，认为年轻的女性穿这种衣服就像“漂亮的男孩”。在美国，人们通常会在裤子外面穿及膝或及踝的裙子。长袜是可以随意搭配的。到了1909年，女性的泳衣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虽然束身衣的种类通常比室外着装少很多，但它依旧备受推崇。

此时，人们希望女性在沙滩上像平常一样穿戴（长袖衬衫、拖地长裙、束身衣、宽大的帽子和手套），而照片显示她们中的大多数的确如此。海洋本身被定义为一个阈限空间，一般的服装（和道德）标准对此并不适用。海边木屋的运用强化了地上和水里的明显分离，女性在那里换上泳衣，并由此下到海里。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盛装打扮的女性在海边或河边涉水时，光着腿并不稀奇，这与裙子应该始终盖住脚踝的规范形成了鲜明对比。

年轻女性在中学或大学而非街头所穿的校服提供了一种另类服饰话语，它往往比服装改革家的话语更为有效，因为可能这才是大多数女性的着装。19世纪中叶，美国女子大学的开设与流行的健康和锻炼运动不谋而合。大学采纳了学生必须参与的运动计划及其相应的着装，这些衣服可能正是为她们而设计的。这些学校通用的服装是运动服、及膝裤裙，并搭配黑色棉质长袜。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运动服仅限于运动，不能在公共场合穿。如果学生们有可能现身于公众视野，那么就必须穿裙子。无论如何，当时的主流时尚杂志都撰写了有关运动服的文章，并说明了制作流程。运动服的式样在19世纪末得到普及。

身穿运动服的女学生。照片由出版社提供。

主要用于体育活动的校服在向英国引介非限制性着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女校的校长非常清楚自己作为服装改革者的角色。1877年，苏格兰的一所学校（“未来英国许多女子学校的典范”）推出了一套校服，包括“蓝色及膝束腰外衣，下面搭配灯笼裤［及膝灯笼裤］或长裤”，这种服装是20世纪20年代时装的先驱。

与英国或美国相比，法国女性从事体育运动的争议更大。流行杂志认为女性如果穿着优雅时尚且不失女性气质，那么参与体育活动就不会招致太多批评。1880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要求公立男校开设体操课，但这在女子学校则变成了选修课。巴黎一家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上刊登了青春期女孩身着及膝长裤击剑和体操的广告，而在19世纪末，巴黎一所教师培训学校的女教师在健身课上却被拍到穿着遮住脚踝的黑色长裙。

自行车对19世纪90年代着装行为的影响源于它是一项全新的运动，因此并未被视作男性活动。这也是一项很难在私下进行的活动；因为它需要空间和公共道路，尽管早期上流社会的女性骑行者试图在公园里单独活动。英国最早的女性骑行者是上流社会女性，她们坐马车到伦敦公园去骑自行车。自行车骑行与以前的娱乐活动有所不同，因为穿着当时的时装几乎没法骑自行车。

最合适的骑行装束是裤裙，它看起来像裙子，但实际上是及膝短裤和灯笼裤。随着自行车在美国的普及，灯笼裤大概流行了两年（1895—1897年），但很快就消失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灯笼裤是和裙子搭配的。如果女性不穿裙子，她们就会遭到“嘲笑和蔑视”。到了19世纪末，人们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就是穿更短的裙子。19世纪90年代，女性已经开始在夏季度假胜地穿短裙了，但19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一批穿及踝长裙的女性还是遭遇了充满敌意的尖叫人群。英国的一些女性穿着灯笼裤；其他人则穿着款式特殊的裙子，这种裙子在骑车时可以在腿上把裙子扣成裤子的形状。在城市公园和乡村以外，人们对这种装束相当抵触，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理性着装协会’中的女性骑行者无论到哪里都会遇到嘲弄的人群，有时还会遭受暴力（尤其在城市地区）……越是贫穷的地方人们对此越是愤怒”。

一位骑自行车的法国女性在摄影师的工作室中拍摄了她的自行车和骑行装，包括及膝的裤裙、草帽和时髦的宽袖衬衫（约1895年，法国）。照片由出版社提供。

奇怪的是，在法国，运动服在自行车出现之前还不为人所知，女性也很少参与体育活动，因此女性骑行者所穿的裤裙很快就被接受了。1892年，在发明了广泛普及、性能安全的自行车仅四年之后，内政部长就颁布了禁止女性穿裤装的法令，这一禁令只有在骑自行车时才能解除。早在1893年，法国的一家百货商店就开始销售裤裙或用短裙遮住裤子的骑行服了。大多数女性都在灯笼裤外面穿裙子，或者直接穿裤裙。不过，关于这类着装的争议远没有在美国那么激烈。其原因似乎是这项活动主要是为数不多的上层社会女性在进行（自行车对其他女性来说太贵了），她们在公园里练习，比如巴黎边缘的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或在海边而非城市街道上骑行。

根据法国服装史学家的说法（Monier 1990：121，125），自行车成了“解放的象征之一”，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女性运动服的态度。她声称：“事实上，这种名噪一时的自行车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它决定了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着装、女式短裤、女性解放和身体自由的现代观念的时刻……”然而，法国设计师在1911年提出的在日常活动中穿长裤裙的建议，仍引发了争议。在比赛中穿这种裤裙会引发极为负面的反应。人们也无法接受普通女性在大街上穿裤装。

工人阶级女性：

维多利亚时代理想女性的对立面

工人阶级女性几乎无法参与体育和运动项目，但她们仍然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所规定的公共场所着装惯例。她们工作或受雇的公共场所对中产阶级来说通常是相对“隐形”的，比如煤矿、偏远的农村或海边，因而这些地方允许她们穿裤子以及其他男性化服饰。同时，工人阶级女性也不无例外地需要符合与中产阶级女性相同的礼仪标准。

服装史学家记录了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工人阶级女性穿长裤、及膝马裤、夹克和戴男帽的情况。16世纪，在煤矿工作的英国女性开始穿及膝马裤。17世纪，在海边采集贝壳的女性会把她们的裙子“系成马裤”来效仿裤装。19世纪，这一做法得以延续，因为其他人会“在短裙下穿及膝短裤，再配上水手夹克以及系过下巴的头巾”。在同一时期，工人阶级女性在煤矿、钢铁厂和砖厂都穿着及膝马裤、长裤和工装连衣裤。除了在英国煤矿工作的女性外，大多数此类案例都几乎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1841年，英国大约有5000—6000名女性在矿井工作。一些地区的女性穿着极具特色的服饰，包括长裤、系在腰间的条纹棉质围裙或衬裙、开领衬衫、马甲和木鞋。天寒地冻的时候，她们要么穿着传统农村妇女的夹克，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睡袍”，要么穿着从男性亲戚那里借来的短外套。她们戴着棉帽或围巾，遵从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头饰规范。通常还会配以耳环、项链、鲜花和羽毛。然而，大多数女性在礼拜日仍然穿着那个时代的典型礼服。由于靠近矿山，矿区的环境与英国其他工人阶级社会相互隔绝，非传统的工作服因此得以发展。此处的男性和女性既不与其他英国工人结婚也不与之互动，因此被视为“弃儿”和“野蛮人”，但这对矿主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1873年的维根煤矿女孩。照片由出版社提供。

这些女性的着装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因为她们的男同事试图禁止雇用女性，以保住自己的工作岗位。1842年，一份耸人听闻的政府报告记录了女性工作的性质、工作条件以及着装特点，进而形成了这样的规定：严禁女性在矿井下工作，不过在矿井上工作仍然是可以的。在1865和1887年，男性矿工曾煽动并竭力禁止女性在矿井入口处工作，但此举未能成功。

一些报纸将这些女性描绘成维多利亚时代理想的对立面：她们的衣着（尤其是裤子）被视为“无性别”的。如果穿着不当，她们便不再是女人，而是会沦为不雅、不道德、令人厌恶的“生物”。报纸上的大多数文章都旨在呼吁彻底禁止她们的工作。与此同时，这些女性的照片却仍有相当大的市场，通常是以当时流行的“小照片”（cartes de visite）形式出现。几位专门制作和销售此类照片的摄影师表示，公众对这些照片不置可否。

19世纪80年代，中产阶级的服装改革者开始为煤矿女工的着装辩护。此时，体育运动正在改变上流社会的着装，这让他们的着装不再那么离经叛道。在19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个地区，这样的着装是为煤矿女工量身定制的：“深蓝色法兰绒夹克、哔叽长裤和长围裙。”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其他类型的公共场所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工人阶级女性不必遵循有关着装行为的惯例。英国女性在军队服役时身穿男士制服（包括夹克、领带、帽子和长裙）。在退役后的平民生活中，她们接管了男性的各种工作，因此通常身着与工作相关的制服。在军火厂工作的大批女性也身穿工作服：帆布裤和罩衫。英国的农场女性则穿着工装连衣裤、长裤，或裙子，里面穿紧身马裤。德马利评论道：“官员们并不希望女性穿长裤，所以就帽子和夹克而言，铁路上的女巡视员看起来很男性化，但她们通常会在下面穿裙子。”

边疆农场对着装的改良。照片由出版社提供。

在美国，工人阶级女性非常规的着装行为通常出现于“隐蔽”的空间（边境）。在偏远地区工作时，人们经常穿灯笼裤装。尽管大多数中产阶级女性迫于社会压力已经放弃了这种装束，但工人阶级女性仍然在农场延续了这种着装。该装束通常由标准的连衣裙改制而成，包括及膝裙和用同样面料做成的管状裤腿。

更加远离“文明”的公共空间是阿拉斯加的荒野。19世纪末拍摄的照片显示，在该地区徒步跋涉的女性身穿男式长裤，戴着男帽，同时搭配女性上衣和束身衣。这些女性可能是妓女，其外表与现代风格惊人地相似。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国的工人阶级女性从事繁重的工业劳作时，她们需要穿“特殊的‘女性化’裤装制服”，或在布卢默服装的基础上做成的又长又松垮的灯笼裤。

尽管法律不允许19世纪的法国女性穿长裤，但这并未阻碍工人阶级女性。相反，禁令反而让这类行为几乎不为人知。法国女性也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了与男装相对应的工作？1810年，法律禁止女性从事煤矿地下的工作，不过该法律并未得以执行（Riot-Sarcey and Zylberberg-Hocquard 1987）。法国女性也在法国北部的矿井入口处从事运输工作，但她们所代表的雇员比例很小，并且这一数字在1860年以后稳步下降。女性似乎一直在采矿和其他重工业领域工作，但较之英国，她们并未留下相关的图像记录。一些身着裤装的女性照片暗示了这一点，照片上的女性穿着类似的长裤在邻近的比利时煤矿运煤。值得注意的是，深谙小说创作的左拉在《萌芽》（Germinal）中将女主人公描述为身着男装（包括长裤）的形象，这本以法国煤矿为背景的小说于1885年出版。

女演员们身着男裤、背带裤、靴子，戴着男帽。照片由出版社提供。

工人阶级女性迈入了非常引人注目的职业（比如邮局职员和客车司机），她们采用女性化的方式（即不穿长裤）穿着男性同伴的制服，这一情形经常被拍摄下来。1907年，巴黎第一批女长途汽车司机成了明信片的主题，她们戴着男帽，穿着男式外套。相比之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将近五十万法国女性在国防工业领域工作，她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在宽腿裤或工装连衣裤外面穿工作服，但她们仍然是“隐形”的。根据罗伯特的说法，“在战争期间，没有一张与‘国防工业’相关的插图出现在大众媒体中”。德朗德尔和米勒指出，这种装束“在资产阶级中并不成功；因此穿长裤仍然是一种局限在工厂内部的现象”。

20世纪的性别、着装与公共空间

总的来说，这三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女性在着装和外表上相较于工人阶级而言更符合与性别表达相关的文化规范。裤子在19世纪女装中的作用体现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女性对着装的不同态度。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将裤子与男性权威联系在一起。服装改革者试图说服上流社会的女性穿长裤，但总的来说并未奏效，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穿长裤的女性企图篡夺男性权威。19世纪，即使在“僻静”的公共场所，上流社会的女性也只有在裙子盖得住的情况下才会穿裤子。而工人阶级女性则更容易接受裤装。

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男士上装，但直到20世纪，女性不能穿裤装的禁忌才被克服。这种着装规范的转变最早出现在与休闲相关的隐蔽公共场所中，也体现在身处工作场所的工人阶级女性群体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蒙帕纳斯和蒙马特地区成为艺术家和摄影师模特的工人阶级女性已经开始穿裤装了，尽管在巴黎的街头和咖啡馆，这种装束显然还并未出现。这些女性都隶属于一种都市的波希米亚亚文化，其中一些人还扮演着“时尚领袖”的角色。20世纪的法国设计师香奈儿试图在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女性中普及裤装，但并未成功。法国女性并没有朝着将男装纳入女装的方向发展，而是更倾向于将女性身体“男性化”：压抑胸线和腰围，并剪短头发。女性会去男士理发店剪非常短的、带有男性气概的发型，比如波波头（bob）、超短发（shingle）和伊顿头。公众对这些变化的反应非常消极。鉴于其他类型的变化发生得非常缓慢，短发因此成了法国女性在性别和个体认同上激烈争论的焦点。

身着宽大工作服的军工厂工人（1916年，美国）。照片由出版社提供。

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有钱的女性会在度假胜地穿裤装，但在城市里则很少这么穿。对于在城市街头穿着得体的规范是极为严格的。一些口述历史表明，即使在夏天，没戴帽子、手套或不穿长袜出门也是不得体的。街上没有穿裤装的女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式新款服装的稀缺，人们经常穿裤装，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裤装才开始融入城市生活中。

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工作和休闲方面都加快了休闲裤的普及。陆军女兵的制服包括领带、及膝马裤或牛仔工装裤。德马利引用了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在1943年对伦敦的描述：“梳着电影明星发型、穿着休闲裤并搭配高跟鞋的女孩与士兵一起外出。”在战争期间，裤装开始为工人阶级女性所接受，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裤装开始纳入法国设计师的时装系列之后，中产阶级女性才逐渐予以接纳。

在美国，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女性在战争期间主要在僻静的公共场所（比如牧场和度假胜地）穿裤子。20世纪30年代，几种看似矛盾的潮流汇聚在一起，促使人们在休闲活动中更为频繁地穿裤装。度假牧场成了最受中产阶级欢迎的旅游胜地，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女性工装连衣裤的出现。与此同时，当时对服装时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好莱坞电影，描绘了许多既强势又“男性化”的女主人公。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笔下的女主人公们都在“异装”，她们可能是这类形象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费舍尔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既是社会危机也是经济危机，它引发了人们对身份认同（尤其是性别认同）的深切焦虑。她声称，这一时期关于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主流观念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20世纪30年代著名演员玛琳·黛德丽旧照。

然而，工人阶级女性逐渐将裤装融入了她们的日常生活。从20世纪40年代西尔斯（Sears）公司的产品目录和照片中可以看出，美国对裤子的普遍接受始于西部（尤其是加利福尼亚的工人阶级女性），并在50年代逐渐传播到东部和中产阶级，以此扭转了惯常的从东部到西部的时尚变化趋势。奥利安指出：“越来越多的运动装以休闲裤为特色。它们起源于加利福尼亚州，因为与西海岸不拘礼节的生活方式相符，所以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娱乐中都很受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重工业的工人阶级女性形象为代表，并在早期阶段就强化了这一趋势。从事工业的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通常她们的制服包括“宽松的裤子、衬衫和以相应面料制成的遮阳帽”。其他人则穿着牛仔裤和工作服。

与19世纪一样，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坚决反对时装。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塑造女性主义时尚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其前辈不同，她们对服装风格背后关于女性气质的“操纵性话语”的批评要多于服装本身。在美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女性解放示威活动所针对的是1968年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尤其旨在反对该比赛所代表的以女性身体为性别对象的刻板印象。

西蒙娜·德·波伏瓦旧照。

再次与19世纪的前辈们一样，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同样主张以另类风格的着装取代时尚风格，特别是各式裤装，并搭配其他简约而休闲的服饰（如T恤和低跟鞋）。在美国，女权主义者中的女同性恋者最为坚决地反对任何与个体着装或身体展示相关的尝试。她们穿着宽松的牛仔裤和肥大的工装连衣裤，搭配男士T恤或工作衬衫以及男士工作靴或运动鞋，拒绝化妆品、珠宝和传统发型。这类服饰不那么极端的搭配方式是合身的牛仔裤和相应的配饰，并以此形成了更为“得体”的造型。女权主义者中的许多非女同性恋者则会穿连衣裙和长裙，或者在度假胜地穿紧身裤和短裙；其外表与中产阶级女性中的非女权主义者非常相似。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人们对女同女权主义者的着装抱以极大的敌意和嘲笑，但仅在十年内，对这一“风格”的态度就从不满转变为迎合，甚至将其作为年轻中产阶级女性的典型休闲装。中产阶级女性对裤装的广泛接受似乎是由其中的边缘群体（特别是女同女权主义者）发起的。

20世纪后期，人们并不允许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和商务女性穿完全男性化的装束，而是仍然期望她们能在办公室着装中保留女性化元素。20世纪20年代短裙式西装出现了，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几乎没什么变化。在中产阶级公司的工作场所，尽管女性主管会在休闲活动中穿牛仔裤和各式长裤，但穿裤装的禁忌仍然存在。根据可能尚未得到明确定义的公司着装规范，她们也许会穿上19世纪现代风格的另类服饰，包括西装外套和裙子、男式衬衫或丝绸衬衫，且服装整体上都是中性而保守的颜色。然而现在人们认为这类服饰是保守的而非反叛的。同时还会认为时髦且富有女人味或性感的外表是有失体面的。

美剧《欲望都市》剧照。

这与工人阶级的女员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经常穿着几乎和男性一样的制服。在战后时期，女性的男性化制服逐渐出现在她们所从事的与男性相似的工作职业中。20世纪40年代，英国运输女工都身着男性制服。美国国会在1972年修订了《民权法案》，禁止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性别歧视，随后美国警察部门采纳了男性化的女性制服。从1973年开始，美国各地的警察部门都会给女性和男性授以同样的任务，并配以得体的着装。长裤取代了裙子，从而形成了与男性极为相似的制服（包括领带、遮阳帽和裤子）。随后，铁路乘务员、护士和空姐等职业均被配以男女通用的制服。法国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过去针对女性穿裤子的限制已经消失了。但在这些职业的较高阶层中，人们发现如果在中产阶级公司的工作场所中穿裤子的话，还是会存在矛盾心理。在工作中，女性适应男性文化的程度因其被允许或要求“同化”的程度而各不相同。

领带曾是19世纪女性解放和挑战男性社会地位的象征，在20世纪末则因佩戴场合和佩戴者的不同而产生了相异的含义。在广告、时尚杂志和电影中，它始终是女性独立的象征。在面向上流社会女性的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奢华服饰中，领带偶尔会被用以彰显或模仿女性权威。在拉夫·劳伦（Ralph Lauren）的一则广告中，女性歪戴着领带，与她的两个男性同伴形成了对比。但这并未得到有效施行。20世纪80年代初，领结在女性高管中非常流行，想必是充当了较为平和的女权的一种体现。相比之下，经常出现在工人阶级女性制服中的领带，无论是公共的（军队）还是私人的（航空、铁路公司）都失去了这些内涵，这似乎反映了女性在某些官僚机构和公司等级制度中的常规同化。

对领带的戏仿，并以此作为女性独立的声明，歪打着领带的女模特与她的男性同行形成了鲜明对比。照片由出版社提供。

原文作者 | [美]戴安娜·克兰

摘编 | 青青子

编辑｜走走

导语校对｜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