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涛

郑成功（1624年—1662年），是明清鼎革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他戎马一生，在短暂的38年生命中最重要的功绩便是“驱荷复台”，使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与海域重归大陆版图。郑成功以“春秋大义”为引领，凝聚民心士气，采取边战边治的方式，大大节省了征战成本。与此同时，熟谙兵法的他运用以碫投卵、攻其不备的手法，迅速形成对敌优势，站稳脚跟后开始着手围城打援，牢牢地将荷军控扼在城中，并以军事外交、政治劝降等相配合，找准切入点造势任势，逐步消磨瓦解敌军斗志，直至完全收复，彻底改变了台湾长期被西方殖民者占据的局面，也因此成就了其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功业。

战前台海情势：明季中期以降的经略及荷兰殖民者的侵占与暴政

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率军北伐惜败南京，遭受重大挫折，实力也大为折损，退回金门、厦门后因所控地域狭小且被清军紧逼，战略迂回空间极为有限。为迅速稳定军心民心，必须要另辟天地，由此台湾及其所属区域进入郑成功的视野。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宋代，澎湖就辖属泉州晋江县。元、明两朝在澎湖设巡检司，对台湾行使有效管辖。至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为平息倭患，都督俞大猷派军常驻澎湖以巡防台湾，首次将台湾正式纳入海防体系。万历十四年（1586年）为防止日本图谋，明廷增强了护卫力量，在澎湖、台湾设置冲锋兵及游兵，以备不测。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国东南海疆首次面临西方殖民者的威胁，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先后侵扰广东、福建沿海，西班牙殖民者和荷兰殖民者先后入侵台湾。晚明风雨飘摇，对台海的掌控力大不如前，官民商盗十分活跃，加上以葡萄牙、荷兰和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势力乘虚而入，使这一区域更为动荡复杂。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借助之前在台湾的垦殖基础和积攒的力量，纵横捭阖、兼并商盗，发展至拥兵数万、富可敌国，旋即于明天启八年（1628年）由商盗入仕，接受朝廷招安，被任命为“海防游击”，获得官方军政力量的加持，随后相继并灭李魁奇、杨禄、杨策、钟斌和刘香等海上势力，[1]又于崇祯六年（1633年）金门海战中，击溃了有“海上马车夫”之称实力强劲的荷兰舰队，很大程度上平息了盗贼横行泛滥、西方殖民势力穿凿袭扰的海疆祸患。

荷兰殖民者见缝插针侵入并占据台湾

万历三十年（1602年），伴随明廷在台海征剿倭寇的力度加强，原本集聚在澎湖的海盗已向台湾转移。福建将领沈有容、陈第出其不意，率军直捣台湾据点，成功剿灭群盗，但当时明廷无意专设官署管理，于是便给西方殖民者留下了可趁之机，直至天启四年（1624年）、六年（1626年），荷兰和西班牙先后分别占领台湾南部及北部。其中，荷兰在1602年正式成立东印度公司，负责海外商务拓展和建立殖民地，在多次与明廷交涉纠缠请求通商不成后，反复以武力窃据已是明朝疆域的澎湖，被驱赶后又转而投向台湾。至1624年（天启四年）荷兰以欺诈手段，占取台南地区，修建热兰遮城（Fort ，今台南市安平古堡，以下简称“热城”）和普罗民遮城（，今台南市赤崁楼，以下简称“普城”）作为主要据点，同时设立以台湾长官及议会为主体的所谓“台湾领邦政府”的殖民统治机构，进而修建教堂、开办学校、征收税粮，当地民众见势头不对，便奉劝其退出，荷兰却反客为主，不断增派军队战舰，搞大肆屠杀、连年不止。[1]与此同时，西班牙也以保护吕宋（今菲律宾）、日本贸易航线为名，进兵占据北部的鸡笼、淡水一线。明廷正逢北疆战事逐年吃紧，无暇顾及东南，经过十数年争战，荷兰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击败西班牙，得以独占窃据台湾。

台湾民众反抗荷兰残暴的殖民统治

自明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占据台湾南部后，便将当地民众视作被征服的奴隶，任意盘剥、肆意迫害，无所不用其极。为消除中华文明对台湾的影响力，将矛头直接对准华人，以各种罪名大量捕杀囚禁，或发配驱逐，如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占领淡水、鸡笼等地后，荷兰殖民者先后实施了六次血腥镇压，其中富有名望的士绅多被拘捕处死。对于台湾原住民的屠杀迫害同样如此，如对台湾南部的小琉球社（荷兰称为“金狮子岛”），先后在1633年、1636年组织了两次征伐，直至将岛上原住民屠戮殆尽。[2]荷兰殖民者还时常巧取豪夺、欺压百姓，引起公愤，激起民众强烈反抗。如其以所谓“王田”[3]制度招诱闽、浙、粤沿海人民举家迁台垦荒，并课以名目繁多的重税，规定七岁以上每月征收人头税、耕地税、渔猎税及各类产物税，为防止偷漏，又使十家为结，选一人为结首，数十结推举一人为大结首，负责征课。[4]这种盘剥欺压最终激起“大结首”郭怀一、何斌（二人为郑芝龙旧部）的武力反抗，郭怀一曾一度率众攻入普城，与荷军血战半个月后，最终兵败身死。随后，荷兰殖民者发动最大规模“报复”行动，遭到屠戮虐杀的民众达到九千余人，残酷程度令人发指。当时郑成功听闻此事后怒不可遏，下令对其严格实施禁运，于是荷兰又不得不转而向郑成功求情。

谋划驱荷复台：决计攘除荷兰殖民势力，收复台湾

荷兰殖民者对台湾的高压残暴统治，不仅激起了民众普遍的愤恨，也同样引起了对岸郑成功的高度关注。本就有着深厚海商背景的郑成功，非常清楚台湾及所涉海上航道对其巩固海上贸易主导地位、控扼整个东南海域的战略意义，加上其父亲郑芝龙曾在此打下坚实基础，所以将收复台湾提上日程只是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

关键人物何斌开启复台之议

郭怀一起事被血腥镇压后，新任荷兰台湾总督揆一便面临台湾商贸断绝、损失极大的窘境，于是议定安排“大结首”何斌为向导带领荷兰使者，于永历十一年（1657年）拜谒郑成功，请求解除海禁。本就对荷兰殖民者暴政极为不满的何斌赴厦门后，便与旧相识、时任户官（管理商贸财政）的郑泰联络，向其表达了提请解救台湾、收复故土的愿望。因时值郑成功筹备北伐南京而未有定论，但此次会面郑军初步掌握了荷兰殖民者在台经营情况，并委托何斌便宜行事以暗中搜集情报，为随时收复台湾做准备。为获取荷兰人信任，郑成功也做出了相应让步，同意了其每年输纳饷银五千两、箭十万支，以及硫磺千担的解禁条件。何斌返台后，被推选为长老会长老，兼任荷兰台湾商镇通事，之后三年中借助职务便利，为郑成功征集税饷，事发后于永历十三年（1659年）正月，携带其测绘的台湾地图及鹿耳门港道图等重要情报，逃出台湾、直奔厦门。当年十月，郑成功北伐返回厦门，何斌将地图情报和盘托出，建言道，“台湾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横绝大海，得本地足以应国，取其财足以饷兵。且台湾华夷备受红毛（荷兰殖民者）凌辱，每欲反攻之久矣”[1]，提请早日定下驱除荷夷、收复台湾的大计，于是郑成功便召集文武官员议定收复台湾之策。

郑成功力排众议定计收复台湾

郑成功动议收复台湾，诸多文武官员对此并不看好，主要认为港道由荷兰军队严密据守，登陆困难不易攻取。如宣毅伯吴豪便指出：“台湾前乃旷野，故太师（郑芝龙曾为南明隆武帝太师）寄迹其间，今为红毛所踞，筑城二座，一在赤嵌，一在鲲身。临水设炮台，又拆沉夹板船数只，纡回曲折于内港，凡船欲入者，必由炮台前经过；若越此，则船必触犯沉夹板而破。坚固周密，将二十余载。取之徒费其力。”[1]此时，荷兰方面也对郑成功征讨台湾计划有所听闻，特别是何斌出逃厦门，更加引起岛内殖民者的惶恐不安。为防备不测，台湾总督揆一便向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总部提请增派舰队加强防务，于是在永历十四年（1660年）七月，派出舰船十二艘、兵士六百人赴台增援，但这支舰队到达后并未发生战事，加上还有转战澳门的任务，停留一段时日后便离去。[2]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杜威伯马信认为此时正是复台的良机，指出，“台湾久为我国之国土，红毛人乘明朝之不暇而侵占以设防守，是我早晚必将恢复之，所解救该地人民于涂炭者”，[3]进一步分析认为荷兰虽布防周密，但充斥厌战情绪且内部腐化，建议“不如统一劲旅，往视其地，可取则取，否则作为后图，亦未为晚”，[4]于是在参军陈永华的建议下，综合了吴豪与马信的意见，最终敲定“试行”收复台湾。

充分酝酿筹备：军政手段双管齐下，迷惑敌方的同时加紧备战

郑成功议定收复台湾的大计后，随即展开筹备工作，在前期了解掌握荷兰殖民者布防基本情况下，对整个作战过程进行细致推演，并采用高超的外交手段成功地麻痹对方。同时，对作战动员部署考虑得尽可能详尽稳妥，在战前便做好了各类情况的应对预案，这些都为顺利进军台湾打下了坚实基础。

荷兰殖民者战前的惶恐与郑成功的“麻痹”外交

荷兰占领台湾后，主要盘踞在西南部（均在今台南市范围）并建有两大防御要塞（即热城和普城），周围分设七座棱堡，配备大量火炮，其中普城“城广三百米，墙高十米，砌砖石为之，粘以灰浆，四隅置棱堡，架巨炮，雄峙江边”，后来又在城外增建两座碉堡，与大本营热城相互呼应，防御体系完备。据荷方文献《巴达维亚城日志》记载，荷兰驻台守军及东印度公司职员有一千七百人（后增至二千三百人），另有舰船四艘。[1]荷属东印总部派出舰船加强守备力量后，台湾总督揆一仍旧不安，于是计划以入贡为由安排使者赴厦门打探虚实，并携文书直接向郑成功问明是否有攻台打算。对此郑成功采取了“用而示之不用”之法，指出自己连年率军苦战，旨在“驱除鞑虏”而无暇顾及其他，荷兰经营台湾是接续其“家君（指其父郑芝龙）手创旧业”，而攻台与否的疑问是其疑心揣度、杞人忧天，同时也点出“若有所企，则台湾可朝发而夕至，如探囊取物耳。是不为也，非不能也”。郑成功以整套似是而非的外交辞令，非常合理地劝解其消除疑虑，成功地麻痹了对方。

细致战前推演，进行针对性周密部署

为筹备收复台湾，郑成功依照何斌所提供的台湾地图及相关港道、敌军部署等基本情况，专门制作沙盘模型进行反复研读和推演，并从中寻找薄弱环节和可供登陆的缝隙。经细致研判，认为北汕尾与北沙岛之间有鹿耳门港，虽因水浅滩多大船不得近，但可利用潮汐变化，寻找最佳进军时机，于是便选定此处为登陆入口。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在厦门对舰船兵士做最后的检阅和动员。二月，他率诸将赴金门部署具体任务，并将攻台部众分为两批次，首批由郑成功亲自率领约一万七千余人、舰船三百艘，并置先遣队二百人作为引航，其余为第二梯队。同时，命其子郑经留守厦门，使冯锡范、洪磊、陈绳作为辅佐，以参军蔡协吉、户官郑泰守卫金门。另外，以洪天右、扬富、杨来嘉等率水师部署于南日、围头、湄头一线，作为机动穿凿于金、厦之间，以备不测。部署停当后，当年三月二十四日，郑成功率军由妈宫港登陆澎湖，并以此为控扼台湾的门户，命陈广、杨祖、林福、张在等留守，护卫大军侧后方，于三十日晚传令部众正式向东进发。

行似风卷残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战和应需而变

郑成功对台用兵部署细致严密，且能够找准切入口、把握关键节点，战术灵活多变之余，又辅之以政治、外交手段，稳固立足的同时，确保了有充足的后劲不断向荷军施压冲击。他还着眼于突破敌军心理防线和消磨其战斗意志，将消灭有生力量与逐步收紧口袋相统一，不骄不躁、稳扎稳打，做到了收放自如。

直击要害的台江登陆之战

永历十五年（1661年）四月初一拂晓，郑成功率军抵达台江外北汕尾附近，准备由鹿耳门登陆，但至天明此水道仍然水浅，战舰无法通过。随即郑成功命各舰一字排开，以便潮水至时能够避开敌军炮火鱼贯而入。不久，潮水即至，由何斌引导各战船自鹿耳门顺利进入台江，即刻兵分两路，主力登陆后直扑普城，另一路由宣毅前镇都统陈泽率领，自鹿耳门向南，并沿北汕尾岛东岸前进，以切断热城援兵行动路线。此时，荷兰约有水陆军两千余人，其中普城守军六百余人，停泊于台江附近的战船主要是“贝克德亚”号和“鄂礼维兰洛”号两艘巨舰，以及巡弋舰“威因克”号与“马利亚”号，还有战斗艇、夹板舰数只。总督揆一虽较早发现郑军舰船，但其判断港道水浅不能进入而不以为意，直至郑军从鹿耳门鱼贯进入台江时才张皇失措，仓促下令出动精锐二百四十人，驾船急驶至北汕尾岛欲截击郑军舰队，另派遣二百人驾驶炮舰进入台江，迎击郑军主力。而郑军对此早有预判，作为侧翼的宣毅前镇陈泽见荷军登陆北汕尾，便也迅速奔赴迎击，歼敌百余人，迫使其狼狈逃散。郑军主力则一方面分兵阻击前来救援的敌军，另一方面佯攻普城以扰乱敌军阵脚，歼灭其有生力量。郑军水陆并进，激战四小时，先后击沉“贝克德亚”号，击伤“马利亚”号使其逃遁，另外击沉炮舰若干，其余众逃入普城。

一招制敌，迫使普罗民遮城投降

郑成功水陆两方面得以成功遏制荷军的出击，并顺利阻断普城与热城之间的联络，于当日中午，郑成功着手分兵把口围困普城。此时，普城有守军六百人，另有由台江逃入者两三百人，加上城内商馆、政厅、税务等僚属及家眷等千余人，守将描难实叮见郑军来势凶猛，只得龟缩城中拒守。另一方面，城中华人见郑军来攻皆欢欣鼓舞，纷纷出城迎接“王师”，描难实叮遂下令开炮轰击，郑成功则指挥各路将士进逼并加紧攻城。稳住阵脚后，采用何斌夺取荷人仓库、切断城中水源的计策，一面令各路缓攻以围困之，一面命户官都事杨英持令箭，与杨戎政等部，封锁各隘口，尽收其仓库粮食分发各军镇。普城逐渐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被围困的第三天，描难实叮为寻求外援解围，安排其弟罗谷具夫妇化装出城联络热城，后被郑军捕获，郑成功给予礼遇并送回城中，借此机会向描难实叮劝降，且许诺确保城中民众安全。最终在约定的四月初四描难实叮开城投降，郑成功率军正式接管普城，并仍旧允许荷军驻扎于城中内营，对城中居民一概秋毫不犯，描难实叮深受感动，愿意赴热城说降。热城方面，总督揆一见出击拦截郑军行动全面失败，又与普城联络中断，形势危急，只好派快船回巴达维亚总部求援。此外，他还迁怒于城中供事的华人，不分男女老幼搜捕五百余人，悉数屠杀以泄愤。[1]

“先礼后兵”，紧逼热兰遮城

普城投降后，四月初四晚，守将描难实叮奉郑成功之命，进入热城招降，此时总督揆一仍心存侥幸，准备坚守待援。郑成功知悉后，准备继续发动攻势向荷兰人施压，不得已揆一请求继续和谈，并向郑成功呈递书信许诺“愿以银一万两赍献劳军，照例年年输贡”。但郑成功不为所动，再次重申“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久为贵国所据，今余既来索地，地当归我”，并明确指出“执事（指揆一）若知不敌，速献城降，则当以诚相待；否则，我军攻城，而执事始揭白旗，则余亦止战以待后命；我军入城之时，余严饬将士秋毫无犯，一听贵国人民之去”，好言相劝的同时申明立场，但揆一仍然顽固，由此揭开热城攻守战。当时郑成功分析热城布防情况，认为其西面濒临外海、居高临下，且有巨炮防护，易守难攻，但其他东、南、北方向可供夹击，以进一步缩小荷军活动范围，才能逼其就范。于是四月初七，在潮水低走后，同时发动水陆联合进攻，以水师清扫台江方面热城附近舰船，以北汕尾岛一部水陆并进夹击城北，再使一路陆军由南至北攻击城南。经过一日激烈战斗，三条战线均取得重大进展，将热城周边各岛尽入囊中，极大挫败敌军斗志，将包围圈紧缩至城下。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彻底结束荷兰殖民统治

为做好长期围困的准备，并为战后重建夯实基础，在完成彻底围困热城后，郑成功开始着手抚慰百姓、安定民心，并亲自到蚊港、新港、萧垅、麻豆、目加溜湾等地巡视，当地华人和土番夹道欢迎，争相贡献土产、赠送粮米支持郑军。立足稳定后，郑军又于四月二十四日在一鲲身加筑长堤，并分装巨炮二十八门，火力全开、声势更盛。荷兰方面，巴达维亚总部从逃出台湾的“马利亚”号战船得知战况，随即派出战舰七艘、兵士七百人前来救援，待其迫近台湾近海，才发觉郑军船多势重不敢靠近，随即又遇到风浪，整支舰队开往澎湖躲避。至九月十六日，荷兰援军在台南外海与郑军展开激战，最终荷舰被击沉五艘，兵丁水手损失近半，其余残部只得紧急停靠热城岸边，此后又于十二月初三，将舰船开往福建欲与清军勾连，中途却又借口其他转向逃回了巴达维亚。另一方面，当年十月时，在鸡笼、淡水驻防的荷军也曾试图南下支援，不料三艘军舰遭遇暴风被吹往福建沿海，因而未果。至此，荷兰人几乎打光了手中所有的牌，其所据热城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绝地。于是在永历十六年（1662年）正月二十五日，郑成功发起总攻，大军强取乌特勒支堡，揆一见大势已去被迫同意议和，并于二月一日正式开城投降，当月十七日荷兰人分乘八艘大船撤离，自此结束了其对台湾近四十年的殖民统治。[1]

结语

郑成功收复中国领土台湾，得到台湾同胞的支持；在作战指导上，能正确选择战机和打击方向，利用季风、潮汐出敌不意登陆；同时，以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配合，终获全胜。它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的成功范例，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