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1日是契丹文字出土一百周年。1922年6月21日，四件灰色砂岩质正方形哀册从辽兴宗的永兴陵中被挖出。这四件哀册分别是契丹小字和汉字版的《辽兴宗皇帝哀册》《仁懿皇后哀册》。两块契丹字哀册上分别刻有583和856个字。这是契丹文字失传数百年之后首次重见天日。

一百年来，学界共解读出603个契丹大字单词和词组，构拟出242个契丹大字的音值，还解读出契丹小字的1681个单词和词组，构拟出219个原字的音值。解读契丹文字对于研究和补正辽史有重要意义，例如辽代中晚期实行“契丹辽”和“辽契丹”的双国号，都是通过解读契丹文字发现的。

失传的契丹文字重见天日

辽朝（公元907年―1125年）建立之后，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用以记录契丹语。契丹文字和汉字一直通行于辽境。

辽亡金兴，金朝前期仍使用契丹文字，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才“诏罢契丹字”。此时的西辽还在使用契丹文字，直到西辽灭亡，契丹文字才失去了推行它的政权。此后，在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记录契丹语的契丹文字逐步消亡，成为不为人们所识的死文字。而且随着朝代更替、兵燹水火，用契丹文字书写和翻译的各种书籍也全部失传。

在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茫哈地区有三座辽代帝王陵，即辽圣宗的永庆陵（简称东陵）、辽兴宗的永兴陵（简称中陵）、辽道宗的永福陵（简称西陵）。当地居民世代相传：这几座陵墓里埋藏着金桌子、银餐具、玉马、瓷瓶、皇家饰品等珍宝。

1922年春天，一些人在欲望的驱使下，掘开了辽兴宗的永兴陵。永兴陵的八角形地下宫殿宽约9米，像一个大蓄水池。盗墓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将水淘干、把淤泥清除，发现陵墓曾被盗，令人垂涎的金银财宝早已被洗劫一空。

瓦林茫哈当时归热河省林西县管辖。盗墓活动在林西县闹得沸沸扬扬，也传到了当时在林西县浩珀都村传教的比利时人路易斯・凯尔温（E.P.Louis.Kervyn，中文名“梅岭蕊”，公元1880年―1939年）的耳朵里。

凯尔温前往盗墓现场住了下来，每日去围观看热闹。他断定这样的大墓应当有墓志铭出土，但盗墓者并没有掘出墓志铭，于是就乘林西县令派兵把盗墓者抓走关押之机，雇了三个当地人进入墓穴中继续发掘。

1922年6月21日，四件灰色砂岩质的正方形哀册从淤泥中被挖出，两件是契丹字的，两件是汉字的。哀册都有册盖，每一件都有700多公斤重。三个人无法把哀册举出六米深的墓外，而他们都不会拓碑技术，只能照猫画虎地逐字抄录，花了五天时间才完成抄录四件哀册的任务，并在原地用泥土把哀册掩埋。凯尔温还画了一张掩埋哀册位置的地图附在他后来发表的文章内。

抄出来的四件哀册分别是契丹小字《辽兴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以及汉字《辽兴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两块契丹字哀册上分别刻有583字、856字。契丹文字失传700余年后，终于重见天日。

凯尔温用法文写了一篇题为《辽道宗皇帝的陵墓――一个有趣的发现》（按：凯尔温把当时掘开的辽兴宗陵误当成了辽道宗陵）的文章，并附上契丹字《仁懿皇后哀册》的手抄本照片发表在《北京天主教通讯》（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1923年第118期上，详细介绍了契丹文字哀册最初出土的情况。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又把凯尔温的文章转载到当年出版的汉学刊物《通报》（T'OUNG PAO）第22卷上，并加了按语和注释，轰动了学术界。正是通过这篇文章，学术界才了解到失传数百年之久的契丹文字已经重见天日。当时没有人能够认识哪怕一个契丹字。

日本京都大学校长羽田亨把哀册抄本与陕西省乾县唐乾陵前“无字碑”上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进行对比，确定《郎君行记》中的少数民族文字是契丹字不是女真字。

凯尔温把四件哀册手抄本都卖给了当时在承德传教的比利时传教士牟利（Jos. Mullie，中文名“闵宣化”）。

契丹文字哀册陆续出土

时任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儿子汤佐荣喜好古董。他于1930年开掘了瓦林茫哈地区的三座辽代帝王陵。从永庆陵中出土辽圣宗和仁德皇后与钦爱皇后的汉字哀册各一盒；从永兴陵中仅出土了仁懿皇后的汉字哀册篆盖（按：他没有注意凯尔温文章中所绘的掩埋哀册地图，故没有挖出四件哀册）；从永福陵挖出辽道宗的汉字和契丹小字哀册各一盒以及宣懿皇后的汉字和契丹小字哀册各一盒。每件哀册都有篆盖。

出土的这15件石刻均用羊毛毡包起来，捆以马尾绳，悉数运往位于奉天（今辽宁沈阳）的汤玉麟公馆院子里。

哀册还没有打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京都大学校长羽田亨命令他的学生田村实造去寻访这些哀册。田村实造进入汤公馆的院子，一眼就发现了包着的哀册，立即打包雇人拓制。他所雇的人偷偷多拓了很多份，哀册拓本随即在各地传开。

1932年9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森在《国学集刊》第三卷第三号发布《辽碑九种跋尾》，其中刊布了9种拓本照片；1933年第30卷法国《通报》（T'OUNG PAO）刊布了牟利的一篇文章，其中刊有辽圣宗、仁德皇后和钦爱皇后的汉字拓本照片，辽兴宗和仁懿皇后的契丹字哀册手抄本照片，用铅字排印了手抄本汉字《仁懿皇后的哀册》（按：不知何故没有发表辽兴宗的汉字哀册手抄本）以及汉字《仁懿皇后哀册》篆盖拓本照片，还有辽道宗和宣懿皇后的汉字和契丹字哀册拓本照片；1934年，金毓黻编《辽陵石刻集录》著录了当时出土的全部汉字和契丹字的哀册，以及《郎君行记》的拓本缩印件和手抄本契丹字哀册照片。

这些资料都是契丹小字。

契丹文字解读代有传承

1932年至1935年间，王静如、罗福成、厉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