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如同往常一样，山东济南火车站内人潮涌动，商贩的叫卖声，旅客的呼喊声，工作人员的报站声，火车的轰隆声，各种声音夹杂在方圆不过数里的站台内，显得很是嘈杂，很是混乱。

此时，站台上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旅人，他们步子迈得很大，走得很快，生怕赶不上火车，错过自己的旅途。一列列火车就这样整整齐齐地停在站台旁，静静地等待着旅客的到来。

“呜呜！”一声长长的汽笛鸣声响起，一列开往上海列车蓄势待发，只待火车站工作人员放行，便可冲破黑暗，沿着看不到边的铁路，拖着十几节车厢驶向夜色苍茫的远方。

忽然，一辆标着公安字样的吉普车从车站内部的专用通道内疾驰而来，一直开到站台上，直接来到这列火车的第6节车厢前，吉普车才停下了飞速滚动的车轮。

这一不寻常的场景，瞬间就引起了周围旅客的注意，他们的目光纷纷朝着这边看来。

吉普车停下后，只见车上下来了两男一女3名公安，还有一位被他们围在中间的三十五六岁，留着整齐的短头发的女犯人。

什么样的女犯人需要3位公安战士押解呢？

这个女犯人说起来可不简单，来头不小，别看弱不禁风的，实际上内心却是心狠手辣，手上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她就是1950年国民党特务谋刺陈毅一案中最后一名嫌疑人，在逃8年后，终于在此时落入法网，被我党逮捕归案。

这个女特务，名叫劳有花。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我党旗帜终于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22年后再次并永远地在上海滩上空飘扬着。

翌日下午2时，根据党中央的命令，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从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的手中正式接过上海市长一职。自此，陈毅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长。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已经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仇恨。为了破坏我党对上海的和平建设，蒋介石密令特务头子毛人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市长。

毛人凤接到命令后，便积极执行蒋介石的暗杀命令，在1949年6月至9月短短4个月间，便先后指派特务朱山猿、封企曾潜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

可是，每次行动最后都被我党顺利侦破，朱、封二人也被我党成功抓获，并被判处死刑。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事先得知消息的陈毅市长没有一丝惧怕，更是丝毫没有将国民党特务放在眼里。当时，陈毅刚刚接任上海市长不久，就收到了一封国民党特务寄来的恐吓信，特务在信中放了一颗子弹，妄图以此恐吓住陈毅。

可是，这点小伎俩，对于见惯大风大浪，从血海中杀出来的陈毅，注定是没用的，只会是徒增笑话罢啦！看到特务寄来的恐吓信，陈毅随手就把信扔进垃圾桶，淡然地说道：“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走过来了，怎么会被一颗小小的花生米吓倒。”

眼见暗杀接二连三失败，还损兵折将，蒋介石恼羞成怒，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一顿。

1950年，不甘失败的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秘密下达了暗杀陈毅市长的命令。

不同于前几次，这次蒋介石亲自指定执行此次暗杀行动的人选：“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成功。”

被蒋介石点名的刘全德，是国民党反动派军统王牌杀手，精通拳术、擒拿，枪法更是了得，且暗杀经验丰富，多次独自一人执行暗杀任务，顺利除掉了被日寇严密保护的周西垣、李开封等军统叛徒。

刘全德曾是我党的一位下级军官，担任过罗瑞卿的警卫员。陈毅还曾是他的老首长，陈毅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时，刘全德是红4军11师下属团的传令兵。30年代中期，刘全德奉命前往武汉执行机要任务时被捕，尔后叛变革命，成为可耻的叛徒。

陈毅

接到暗杀任务后，刘全德在台湾稍做准备，便火速乘船经舟山，由杭州湾登陆，在第二天以商人身份潜进上海，自以为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早在他被毛人凤召见后，我党就已经获悉了他要潜伏进上海，对陈毅市长不利的消息。

当时，毛人凤召见刘全德后，不久上海市公安局就接到了公安部发来的密电：“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希即注意提防。”

接到这封密电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副局长扬帆两人就火速赶往上海市政府，向陈毅市长作了汇报。

陈毅知悉后，只是淡然一笑，用四川话说道：“老蒋的特务要来，就让他来，可是既然来了，就不能让他们跑了，你们一定要全力侦破，务必将他们一网打尽。”

由此，在刘全德等特务还没到来前，我党的围捕行动就已经开始展开了。

潜伏进上海后，生性谨慎的刘全德，为避免被我党发现其踪迹，便决定暂时不做出任何可能会暴露行踪的事情，先联系在上海的潜伏特务，暂居他家中，待弄清情况，尔后再作打算。

刘全德来上海前，毛人凤给了他3个潜伏在上海的特务的联系方式和住址。

其中有2个特务事先已知晓他要来上海的事情，并做好了迎接准备。有1个特务因为失去了联系，所以并没有通知，但是毛人凤还是将他作为备用“关系”，将他的住址交给了刘全德，告诉他若是前二个特务都解决不了问题，就去找这个特务帮忙。

此时，本来按照毛人凤的部署，刘全德应该去找前两个已经事先知悉此次行动的特务协助的，但是刘全德害怕我党已经掌握了潜伏电台，得知了这两个特务的存在，所以为了以防万一，他就直接去找了作为备用“关系”的特务。

然而，让刘全德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次却是 “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这个作为备用“关系”的特务早在上海解放时，就向我党自首了。可想而知，当刘全德找到这个特务时，等待他的只有被我党逮捕归案，接受人民正义的审判。

毛人凤

当时，那个自首的原国民党特务一看到刘全德来了，就知道他肯定是来执行暗杀任务的，虽不知刺杀的是谁，但是肯定是我党的高级干部。于是，他先是弄了一桌酒席，热情地招待着刘全德，待刘全德有些微醉后，他便找了一个借口跑到房外，尔后就向路边正在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告密。就这样，刘全德被我党顺利抓获。

刘全德被逮捕归案后，我党迅速对他展开了审讯工作。在我党的政策攻心下，在众多的事实面前，刘全德不再心存抵抗幻想，如实供出所有事情，包括那2个潜伏在上海的特务。

其中1个特务，就是劳有花。

据刘全德交代，劳有花是山东胶州半岛人，护士学校毕业，1941年加入军统，因为一封想要去前线抗战的血书，被戴笠看中，于1944年在接受了军统为期一年的特务训练，成为了一名情报特工。此后，她先后在南京、镇江、苏州和上海执行过对付我党地下工作者的任务，因表现突出，被破格晋升为陆军少校衔。

1948年11月，随着我党在解放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败亡开始进入倒计时。自知败局已定的国民反动派开始为自己准备后路，其中一条就是大批安排潜伏人员，伺机破坏我党对新中国的和平建设。此时，劳有花就被戴笠安排潜伏在上海，以诊所护士的身份隐藏。

根据刘全德的交代，我党迅速组织精干力量，赶赴杜传耀诊所，对劳有花实施抓捕。然而，当侦查员赶到杜传耀诊所所在位置时，却扑了空，别说是劳有花，就连诊所都没看到。

难道是刘全德撒了谎？当然不是。其实是劳有花因为各种原因早就不在杜传耀诊所工作，而是去了其他地方，而当时刘德全因为害怕劳有花暴露，也没有去联系她，所以也根本就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至于说她在杜传耀诊所工作，这只是刘全德从资料中看到的。

那么，劳有花当时到底在哪里呢？

据后来被我党抓获的劳有花自己交代，最初她的确是在杜传耀诊所做护士，只是没过多久，因为诊所生意越来越不好，老板杜传耀入不敷出，渐渐就撑不下去了，不久诊所就倒闭了。就这样她失业了，好在杜传耀为人不差，且也很热心，见劳有花没了工作，心生怜悯的他便靠着自己的关系又给劳有花介绍了一个工作，在曹家渡的一家纱厂做护士。

来到纱厂没多久，劳有花就跟纱厂老板好上了，两人是各怀心思，纱厂老板看中劳有花的美貌，劳有花则是想着利用纱厂老板的身份给自己打掩护，从而可以安全地潜伏下来。

然而，好景不长，194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年事已高，又患有心脏病的纱厂老板，就因为过度兴奋，死在了劳有花的床上。

纱厂老板死后，他的老婆就找到了劳有花，直接就把一沓钞票放在她的面前，告诉她：“给我立刻离开这家厂，自寻出路，永远忘记今晚这一幕！”劳有花本来也不想跟纱厂老板的老婆抢什么财产，见有钱拿，她什么也不说，三天后就离开了这家工厂。

离开纱厂后，劳有花又在卢家湾的一家私人诊所找到了工作，还是做护士。在卢家湾找到工作后，劳有花就跟以前一样，将自己的职业和新住址用暗语写了两张条子，分别贴于大世界后门和十六铺大达码头的广告牌上，从而通知自己的上级特务，告诉他现在自己在哪里。

1950年2月，劳有花突然在自己的居所接到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信中她的上级让她秘密收集我党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政府首长们的出行、生活情况，特别是要重点调查陈毅市长。接到这封信后，劳有花马上就意识要对我党高级干部实施暗杀行动了。

随后，她就开始经常有意无意地在上海市政府附近走动，借此收集陈毅市长的出行和生活情况。一个月后，劳有花再次收到一封没有落款的信，信中以毛人凤的名义向劳有花下达了一个指令：“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予配合。”

接到毛人凤的命令后，劳有花就静静地等待着来客与她联系。然而，等了很久，劳有花都没有等到有人来跟她联系，直到有一天，劳有花突然看到报上刊登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劳有花这才知道这位来客已经被我党抓获。随后，劳有花立即作出了反应：立刻逃离上海。

就这样，因为刘全德的“自作聪明”，没有在潜伏进上海后，就立即联系劳有花，从而让劳有花现在的住址没有暴露，继而让其有了逃跑的时间。巧合，让劳有花暂时逃脱了人民正义的审判，但是只要有罪，正义的审判就永远不会迟到，等待劳有花的，只有伏法归案。

逃离上海后，劳有花潜逃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她逃回了山东济南老家。

劳有花的父母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双双去世，但是在济南老家，她还有一个表妹。解放后，她的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表妹本人也成为了区政府的一个干部。对于表妹现在的情况，劳有花在上海时就一清二楚，因此当准备逃离上海时，她就直奔济南而去，希望利用自己表妹和表妹夫的关系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躲避我党的追查。

由于劳有花的表妹并不知道劳有花的真实身份，因为当时劳有花去南京是去读护士学校，所以她一直以为劳有花是在南京、上海做护士，并不知道她其实是特务。因此，当劳有花来投奔她，谎称自己在上海失业了，没工作，希望她能帮忙找个工作时，她并没有怀疑什么。

之后，劳有花的表妹跟自己丈夫商量后，就让丈夫出面跟一个已经转业到地方的战友打了一声招呼。就这样，劳有花被安排进了一家工厂的医务室工作，还是做护士。

此时，劳有花深知我党已经站稳了脚跟，新中国必定朝着安定繁荣的方向大跨步迈进，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已是强弩之末，别说什么“最多两年就可以打回来”，能不能自保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这时的劳有花就暗暗决定不再与国民党反动派有任何联系，要过太平日子。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劳有花进厂之初，就打定主意，什么事情也不管，就在医务室这一亩三分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有不如人愿时，因为劳有花的学历在全厂是最高的，厂领导又知道她的学历比较高，所以每次厂里举行什么活动，比如读报纸、出黑板报、写标语等等，就都叫劳有花负责去弄。

见厂领导都吩咐了，劳有花也不敢不去做。为了不被厂领导怀疑，劳有花是尽心尽力做好每件事，久而久之，劳有花就成了厂里的名人，成为了那些不明真相的工人眼里的积极分子。

1958年，因劳有花表现突出，被工厂党组织推荐入党。此时，8年过去了，劳有花自信地认为自己以前的特务身份不会再有人发现，如果她要是能入党，那她就可以彻底摆脱以前的特务身份，过上正常的生活，所以对于工厂党组织推荐入党一事，她没有丝毫犹豫，马上就填写了“入党申请书”，接着又是上党课，又是列席党员民主生活会，忙的是不可开交。

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党组织正式派人找劳有花谈话，然后叫她填写登记表格。

到这里，劳有花犯了难。因为在表格上，劳有花需要在登记表上填写自己本人的工作经历，并需要有一个证明人能证明，且证明人的姓名、地址等信息也要写出。

自从护士学习毕业后，劳有花就一直在替国民党反动派卖命，对付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这样的经历绝对是不能写出来的。思虑整夜后，劳有花决定篡改自己的工作经历，把自己从1937年考取南京教会护士学校直到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全部经历，篡改为护士学校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她去上海奉命潜伏为止。

至于1948年潜伏到上海后的工作经历，劳有花倒是没怎么篡改，直接就把自己在杜传耀诊所、曹家渡纱厂工作的经历写了出来。

劳有花想当然地认为，当时上海公安局没有在刘全德被捕后，派人去抓她，肯定是不知道自己藏在哪里，刘全德也没有供出自己的身份，所以她就觉得写出自己在上海的工作经历是没有问题的，反而还能加深自己所写的工作经历的真实性，因为自己的确曾经在上海工作过。

然而，让劳有花绝对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段整个工作经历中唯一真实的信息，最终让她暴露了自己真实的身份，被我党逮捕归案。

篡改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后，摆在劳有花面前的第二个难题，就是找谁去证明自己伪造的工作经历是真实的？

这时，劳有花就想起了自己的表妹，因为自己的表妹知道自己曾在南京读过护士学习，也曾经去南京找过自己，且对自己说的话也深信不疑，所以让她做自己的证明人，是最合适的。

最终，这样一份完全胡编乱造的表格，被劳有花上交给了党组织。

起初，党组织对其所填写资料的验证工作都如劳有花所料，登记表交上去后，党组织首先向她的表妹和表妹夫分别进行了询问，两人也都分别证明劳有花所写材料是真实的。

然而，就在劳有花以为自己终于平安落地，即将有一个全新的身份之时，意外发生了。

当时党组织虽然从劳有花的表妹和表妹夫口中知悉劳有花所写工作经历是“真实”的，但是秉着万无一失的态度，党组织还是向上海方面发了两份外调公函：

一份发往上海市卫生局，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另一份则是按照劳有花所写的地址，发往曹家渡纱厂，请求纱厂领导核实劳有花的身份。

正是这份发往曹家渡纱厂的外调公函，最终暴露了劳有花的身份。

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在调查劳有花的去向时，就已经知道劳有花曾经在曹家渡这家纱厂工作过，并且侦查员也亲自前往调查，而当时负责接待的就是劳有花工作的医务室的女领导。这位医务室的女领导也从侦查员的口中，得知了劳有花是一个特务。

当外调公函发到曹家渡纱厂时，负责核实劳有花身份的，也恰好就是这位医务室女领导。所以当她看到劳有花的名字和照片时，瞬间就想起这不就是当年上海市公安局要抓的女特务吗？于是，医务室的女领导就急忙将这份公函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在获悉8年前逃跑的女特务劳有花有了最新的消息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派遣两男一女2名公安火速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由此，这就有了文章开头说的那一幕，劳有花被公安人员押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劳有花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公安局随即连夜对她进行审讯。在事实面前，劳有花不得不低下头，承认自己此前所犯的种种罪行。不久，经上海人民法院审理，劳有花被判处死刑。

虽然处决的枪声晚了8年，但正义的审判终究不会迟到，劳有花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