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绵竹政协）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文化名人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中一部分还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的重要领导，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巴金、许德珩、周建人和叶圣陶等人便是其中的卓越代表。那么，他们与“两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巴金倡议扫除全国的文盲

巴金（1904年—2005年），第三至第六届中国作协主席，第六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巴金、许广平等人提交了作为政协委员的第一份提案——《请速组织中央普及识字教育委员会及教学方法局专门负责识字教育工作并在委员会指导下成立文化军以消灭文盲案》。这份提案立即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表示，工农有了文化才能彻底翻身，才能更为有效地从事生产建设。三个月后，来自全国各地教育系统的代表500多人参加了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主要讨论工农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问题。从此，识字教育在全国展开。

巴金作为一位作家，给新中国的第一份提案是关于教育的，足见他对教育的重视。从巴金走上写作道路的历程来看，他这样做并非偶然。巴金从事写作，“拿起笔写小说，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巴金主要是作为一位小说家而著名的，但他并不把写小说本身看作目的，而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手段，以它去促使他的读者们加入革命的行列，把现存的不合理的、不道德的社会改造成为一个平等、正义和普遍幸福的世界。“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这是他的社会理想。他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一分子，他愿意以最直接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奉献自己的一切。

虽然没有专门的教育著作，但是巴金对教育有自己的看法与想法，散见于不同时期的文章和谈话中。在《随想录》中，就有三篇文章《小端端》《再说端端》和《三说端端》，通过其小外孙女端端来专门谈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从这些文字中可以梳理出巴金关于教育的思想和理念。

许德珩支持抗美援朝

许德珩（1890年—1990年），九三学社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1950年7月，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美国悍然越过“三八线”，战火烧至鸭绿江。10月，毛泽东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讨论抗美援朝问题。与会者一致拥护毛主席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许德珩代表九三学社在决议书上庄严签字。12月，九三学社召开全国工作会议，确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本社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与工作。随后，九三学社各级组织连续发表抗美援朝的宣言、声明、抗议和谈话；开展捐赠现金、实物、稿费等捐献活动；动员社员的学生和子女参军；部分社员赴朝鲜前线参加战地工作……

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为了继续坚持抗美援朝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

如何落实毛主席提出的这项中心任务？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期间，许德珩与赵朴初等人联名提交了《节约时间提高办事效率以适应抗美援朝节约增产的号召案》，建议中央政府在扩大生产的同时重视节约时间、提高办事效率，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抗美援朝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当中，战胜强敌，保家卫国。

许德珩指出：目前提倡节约多注意经济物资方面，其实时间的节约，亦系一个重要的环节，且与经济物资发生直接的关系。如果精细地计算起来，时间的浪费所给予我们的损失，可能远超我们意料之外。因此，在今日提倡节约增产的时候，应同时提倡时间的节约。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开会时间的节约，“开会大多不守时间，依时到会者反而浪费时间”；二是办公时间的节约，“一般机关的办公时间，连学习时间放在里面，都是相当长的”；三是一般工作时间的节约，“许多社会上比较知名的人士，或者劳动者，因为发生了过多方面的关系，都在整天忙于开会，甚至连本位工作都受严重影响的困难”。

周建人提议普及义务教育

周建人（1888年—1984年），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第三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和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0年11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周建人作为第一提案人，和其他154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普及教育以利四化建设案》。提案认为，普及教育对国家来说，是基本国策、百年大计；对人民群众来说，犹如“基本口粮”，不是可有可无的。教育的周期很长，应该及早下定决心抓好。

周建人等人还在提案中提出了七条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首先是各级干部对普及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二要限期在农村普及小学教育，城市普及初中教育，并注意少数民族地区的普查及教育工作；三要规定普及教育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普及教育的数量、质量必须作为各级政府考绩的重要内容；四要规定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应尽的义务，国家应尽早制订教育法；五是教育行政部门应负责本地区普及教育的实施，由上级有关部门进行检查、验收；六要发展业余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巩固、提高普及教育成果；七要根据财经情况逐步增加教育经费，明确规定普及教育的专款不得克扣或挪作别用。

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是我国首次把免费的、义务的教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对中国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强化了普及教育的观念，为全民教育健康、持久、深入开展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叶圣陶为知识分子呼吁

叶圣陶（1894年—1988年），历任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叶圣陶在“两会”上多次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1951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领导人发表书面谈话，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但执行的结果是“教师节”实际上并不存在，教师的社会地位一度十分低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师的政治、社会地位开始提高，但尊师重教远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殴打、作践教师的事件时有发生，广大教育工作者真正树立以教书育人为终生职业的思想也还不够普遍。为此，1981年3月，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叶圣陶等人联名提交《建议确立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希望以设立教师节的方式，让教师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全社会各阶层的尊敬。

提案指出：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当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1980年3月，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尊师问题，指出“尊师，不仅是学生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员，所有学生的家长，特别是我们各级政府的负责人都要尊师。现在儿童有儿童节，青年有青年节，我们认为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接班人的人民教师也应该有教师节”。

在1983年6月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叶圣陶、方明等人再次联名提交《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建议恢复教师节案》。全国政协审查的意见如下：“建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研究办理。”同年9月，中宣部办公厅致函教育部办公厅：“经研究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民进方明等委员的提案，同意恢复教师节。”1985年1月，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一议案，最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从1981年到1985年，历经五年，在叶圣陶等人的努力下，终于恢复了教师节。

来 源｜ 《四川政协报》2023年2月16日第4版

图文编排｜赵 俊 然

责任编辑｜黄 科 夫

审　　核｜陈 志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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