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恶人先告状，曾国藩为何还要放过他？有两层深意！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往往只是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因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其他事情也陷入被动的局面。曾国藩做事，一定要想到事情的前因后果，左右联系，上下影响。一件事情办不好，其他事情也就因此而出错。所以，他办事非常谨慎，深思熟虑。

曾国藩怕文官不勇敢，怕武官太草率。他总是反复叮嘱他们，自已办事也力图考查详备。如怎样办好盐务，曾国藩有两句话：太平盛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败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策略考察得清清楚楚，交代得详细周全了。

当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因争饷之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曾国藩所思所想不可谓不熟。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江西争厘之事，不胜则的缺而兵溃，固属可虑，胜则求利之名尤著，亦为可虑。我反复筹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儿害取其轻之义。”

当时，曾国藩的幕像们无不大骂沈葆桢忘恩负义，催促曾国藩上书争钠。曾国藩心里不愿同沈葆桢闹翻，但迫于湘军用军饷太急，只得具疏力争，要求仍把江西的原款发给湘军，“不可更改局面，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奏疏寄出后，清廷以户部“部文”的形式答复曾国藩，采取折中的办法，劝告二人和衷其济。曾国藩一再思忖“部文“的内容，一定是沈葆桢“恶人先告状”,他断了海军的饷银还不算。还硬给自己加上一个”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罪名。自办湘军以来，曾国藩受了不少冤枉气，但都比不上沈葆桢给他的这个气大。

大家商量如何对待沈葆桢和这个“部文”，多数人主张上奏弹勃沈葆桢，告他防守不利，丢失城府，史治无方，劣幕操纵；弹劾沈葆桢不顾大局，断绝海军供饷，造成金陵围城军的困难，后果难料。幕僚们还认为，过去的陈启迈因不供湘军饷械被罢了官，沈葆桢的下场肯定不会比陈启迈好。曾国藩听了大家的议论，狠狠地抓起笔来。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身份，以朝廷让湘军攻克金陵的迫切心情，以江西丢失的城县，以沈葆桢的不顾大局，参掉一个沈葆桢太容易了。

然而，思村再三，他又慢慢放下笔。考虑到沈葆桢是自己一手保荐的，又是自己节制下的巡抚，因为军饷问题而告自己手下的官员，也太没有涵养。再者自己所争之饷，正好又是为了自己的九弟，曾国荃锋芒毕露，已是众矢之的了，若再为他争饷，必然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思前想后，曾国藩放弃了弹劾沈葆桢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