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一方面是经济增速持续下跌，另一方面是低通胀，甚至是准通货收缩，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很明显的。

宏观经济政策要处理的首要问题是在增长和通胀之间决定取舍，面对增速持续下跌、低通胀的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的方向非常容易判断。既然2012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基本形势是经济增速持续下跌，通货膨胀率过低，中国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到今天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了。

可以和其他国家比较一下，我们经常认为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负责任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执行的货币政策是零利率+QE。与此同时，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政府连续出台极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到2019年底，美国连续125个月实现了正增长，虽然增速并不高，但这样一种125个月的正增长实际是创造了185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长的经济正增长的表现。

在过去的10余年中，我们执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和“稳健”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大家在实践中是有所感觉的。我认为这两种提法都表明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并不十分明确。我们的政策或许可以称之为相机行事的政策。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结果如何无需赘述。

IMF预测2024年中国GDP增速只有4.6%。我认为IMF的预测可能是偏低的，我想现在，特别现在是年初，我们应该对2024年中国GDP的增速、实现这一增速的条件、可能遇到的困难等问题有所估计，做到心中有数，至少是大致有数。下面，我就谈一下我对2024年中国GDP增长路径做个粗略的预估。

我认为，2024年GDP增速目标应设定为5%。在确定了这样一个目标之后，我们就需要判断一下，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是什么，有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为此，我们应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确定2023年年底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贸易顺差在GDP中的占比。这些是必须知道的，否则很难估算在什么条件下2024年中国GDP的增速将达到5%。

第二，要预判2024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贸易顺差的增速，严格来说，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模型来对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贸易顺差的动态进行推测，但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能做一些非常粗略的简单的估算，即所谓“the back of the-envelope calculation”。

第三，要基于对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贸易顺差增速的判断，估算为实现5%增速目标，政府的可控变量，如基础设施投资，应该维持何种增速，以及维持这种增速的可能性。当然，对于不应该干预、无法干预的“内生变量”政府是不应该干预的。但我想强调，当经济处于通货收缩状态或准通缩状态，或者像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的时候，政府是必须发挥作用的。美国、日本所有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第四，也就最后一点，要估计可能出现的各种外部冲击。当然，黑天鹅事件按定义是难以做出预判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尽可能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流动性危机会不会转化为债务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与否对中国2024年经济增速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此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应该考虑。总之，有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考虑。

基于应对不同冲击，我们需要重新估计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贸易顺差的动态路径，并在此基础上重估基础设施投资等可控变量应该维持一种什么样的增速，以及维持这样一种增速是否有可能。

如果在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达成共识，但我觉得共识似乎是越来越多了，我们需要讨论和认真考虑的问题就是“项目储备”问题。即我们是否有足够的项目储备，以确保基础设施投资的高质量和高效率。

我认为“四万亿”是非常成功的，没有“四万亿”中国无法摆脱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消极影响。当然，“四万亿”也存在很多缺陷。当时政府强调“出拳快、猛”，操之过急，出了一系列问题，有不少后遗症。但是“四万亿”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四万亿”留下的高铁和其他许多重要项目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应该低估。所以，我们一分为二，既要肯定“四万亿”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的重要作用，也要吸收四万亿的经验教训，要保证基础设施投资的高质量和高效率。当然，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宏观调控问题，而且是政府财政和金融体制、监督和问责机制等问题。

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到底能不能实现5%的增速呢？我的想法是能够，但需要满足一些前提条件：第一，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危机不会转为债务危机；第二，有足够的项目储备。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可投资的项目了，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就很难落实。有没有足够的项目储备、能不能找到可以高效高质完成的项目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高铁、高速公路等项目可能已经饱和了，但在海绵城市、绿色能源、大飞机、医疗养老等领域增加投资的余地还是相当巨大的。

我们应该非常系统地思考到底应该抓哪些项目，而不是分蛋糕各个部门一块，那是低效率的。如果我们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上达成了共识，项目问题就是个决定性因素。如果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并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过降息等措施，支持国债发放，在增加工资性收入同时增加财产性收入，2024年中国实现5%的增速是完全可能的。

本文节选自余永定在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会议上的发言

来源：新供给经济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