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以后的华北各地，在日伪军经常活动的地点，例如城门、市场、甚至是茅厕周围的地面上，经常会突然出现一些用石灰标出的“危险区域”。而日伪军哪怕在兵营以内活动，都会小心地尽量踩着其他人的脚印行进。即便如此，在日伪军严密控制下的城市内，隔三岔五就会炸起一声巨响，随后日伪军便会关闭城门，在城里横冲直撞，甚至将伪军和汉奸做出气筒，予以严厉处置。

与此相比，下乡扫荡的日伪军则更为狼狈。每当接近根据地或抗日武装的游击区，日伪军便开始为谁打头阵讨价还价。我们印象中日军趾高气扬列队进村的情况，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日伪军放着开阔平坦的大路不走，踏河沟、爬石坝，士兵们被折腾的灰头土脸，怨声载道。这一时期，华北日伪军中开始出现大量的“非战斗减员”，其中以所谓“事故死”为主。对一些固守据点的日伪军部队而言，“事故死”数量甚至超过扫荡中被击毙的数量。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在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功地将布设地雷发展为一种群众性的抗战运动。地雷也成为抗战中后期中国人民用以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最佳武器。

正面战场的尴尬

抗战期间，最初使用地雷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是中国的正规军。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坚守上海的中国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就曾经利用收集来的白口铁皮油桶，装填炸药，制成地雷和滚雷，预先埋设在阵地侧面的开阔地和道路上，专门打击日军骑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不断使用地雷来迟滞日军的攻势。由于正规军使用的地雷是由兵工厂生产的制式地雷，装药数量大，杀伤半径广，也确实曾给日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1942年，川军的工兵营代理营长黄士伟埋设的地雷甚至炸死了日军第15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

根据日军的记述，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制式地雷分为甲乙两型，甲雷尺寸较大，直径达37厘米，厚24厘米，重约50公斤。小型的乙雷直径为28厘米，重约30公斤，此外以阎锡山控制的太原兵工厂为代表的地方兵工厂还经常根据本地区特点自行设计和制造地雷，例如晋绥军的地雷就有20公斤和10公斤两种。不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1935年后国民政府兵工署并没有将地雷作为生产的重点。相反，不少1934年兵工署普查中出现过的地雷型号，到1937年已经被淘汰。生产方面的滞后，加上在专业工兵单位建设上投入不够，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的防御作战中，并没有有效地使用地雷。南京、武汉等地储存的大量地雷，最后都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1943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秋季“扫荡”时，平山县民兵在敌人将经过的河滩上埋设地雷

限制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使用地雷的另一个因素，是日本侵略军凭借国力和科技优势，预先对中国地雷威胁做了准备。根据1931年到1932年在中国东北和上海积累的经验，日军判断，中国军队在未来的中日战争中必定会大规模使用地雷，尤其会使用大型反坦克地雷打击日军的坦克。因此日军高层便命令陆军科学研究所研制更有效的高技术探雷装置。这种装置其实就是电磁金属探测器，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将交流电通过线圈产生迅速变化的磁场，这个磁场能在金属物体内部产生涡电流。涡电流又会产生新的磁场，倒过来影响原来的磁场，磁场变化被真空电子管捕捉后再经过放大，操作人员的耳机便会出现特殊的噪声。1938年，日军正式装备九八式探雷器，让工兵能够有效地发现中国工兵布设的制式地雷。日军工兵的技术优势，进一步影响了兵工署对地雷的看法，抗战期间，仅有由四川第一兵工厂发展而来的兵工署第20兵工厂从1938年开始小批量生产甲雷。

五花八门的地雷

与正面战场相比，活跃在敌后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很早就注意到了地雷的作用。实际上早在红军时期，地雷就是人民军队在反围剿作战中的重要武器，在1934年“红五月”竞赛活动中，仅闽北的红军兵工厂就生产了上千枚地雷。这一时期，由于地雷采用威力有限的黑火药作为装药，为了保证爆炸威力，每一枚地雷的装药在10斤以上，引爆后杀伤半径超过20米。抗日战争初期，随着挺进敌后的各部建立起小型的炸弹工厂，红军时期的大型地雷重新出现在八路军的装备序列中。例如129师骑兵团的南宫武村炸弹厂，在1938年初已经能够达到月产800余枚手榴弹、100—200枚地雷的水平，其他如129师的良沟炸弹厂、115师的平顺炸弹厂，产能与南宫武村炸弹厂相近。

1939年，八路军总部兵工部，开始在手榴弹的基础上研制地雷。任何种类的地雷，虽然细节设计千差万别，但总归是由雷壳、装药、引信三大部件组成。当时八路军组建的小型炸弹厂能够批量制造木柄手榴弹上的拉发引信，因此制式地雷也采用了拉发设计。由于拿不准适宜的装药量，技术人员参考晋造小型地雷的设计，将地雷的全重定在10公斤。这种地雷在打击日军的交通线中表现出了可怕的破坏力，但是因为重量太大，前线指战员普遍反映携带不便。

在1939年前后，八路军并没有建立起成规模的火药生产线，10公斤地雷所消耗的黑火药，足够装填相当数量的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另外，10公斤地雷巨大的雷体，也使得铸造工序耗时耗工。据当时测算，制造一枚10公斤地雷需要耗费5个工时。在前线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开始给地雷“减肥”。经过反复讨论和试验，军工部最终决定制式地雷全重减为5斤。后来在八路军军工部文件中一般将其称为“五斤雷”。五斤雷的优点，除了质量较轻，便于携带外，还在于生产容易，价格低廉。根据八路军军工部统计，一枚五斤雷的成本约为2.5元，工本大约是1.25个工，而同时期每一枚子弹的成本在0.25元左右。

实际上，面对日军的反复扫荡，八路军上下都认识到无论是主力部队还是地方民兵，都必须尽快掌握一种能够在防御作战中有效迟滞日军机动和进攻的手段。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及时提出“炸弹生产要力求充足”和“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的指示，时任军工部部长刘鼎，向彭德怀副总司令提出了各根据地分散发展地雷制造厂的建议。据刘鼎回忆，他当时是根据早年在闽浙赣边区设立地雷部和组织地雷生产的经验，要求军工部各厂集中生产对技术要求较高的炮弹、火炸药、掷弹筒等武器弹药，重点供应主力部队，由各军分区自行设立炸弹厂，八路军军工部出技术骨干和干部，各县政府组织手榴弹和地雷的生产。于是，一场全民爆破运动从太行根据地开始，逐渐扩展到华北各抗日根据地。

全民爆炸运动初期，由军工部负责技术指导、培训骨干并供应一批雷管，各分区则大力在民兵中普及地雷制造技术。1941年3月，八路军军工部在武乡县温庄村和黎城县东崖底开办了第一届地雷训练班，分期分批培训武委会主任和部分民兵队长，刘鼎、石成玉等军工和地雷专家亲自向学员传授地雷制造和爆炸物知识，并编写下发了《地雷制造使用法》《各种地雷触发装置法》等小册子。1941年夏秋季，地雷训练班培训的“种子”回到各地开始层层培训，一时间根据地“村村会造雷、户户有地雷”，涌现出了一大批民兵爆炸英雄。

最初，军工部的地雷训练班准备普及铁壳地雷制造技术，但刘鼎等人很快发现，大部分基层单位缺乏安全的铸造条件，于是改为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当时的一本民兵爆破教材，这样介绍雷壳的选材：“铁壳当然好，此外铁壶、酒瓶、醋坛、罐头盒子、木头、凿孔的石头等等，无一不可用。”

1943年，反“扫荡”期间，民兵在埋地雷

在实践中，抗日军民逐渐发现漫山遍野的石头，最适合拿来做地雷。首先石头遍地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次，石雷伪装性好，杀伤效果也很出色。当时有民兵爆破英雄编了顺口溜：“一块青石蛋，当中凿个眼，装上四两药，安上爆发管，黄土封好口，弦子拉外边，事先准备好，到处都能安，鬼子来扫荡，石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机关枪，保卫老百姓，保卫公私粮，石雷真顶用，大家赶快装。”

在制作地雷的过程中，根据地军民逐渐进行了分工。青壮年都参加了青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民兵组织，白天劳动生产，晚上打铁制作钢钎，挑选搬运石块还有验收石雷也是青年民兵的活，老人们则负责碾制炸药和制作引信爆发管，年轻的妇女和儿童一般是一边放哨，一边给石雷掏洞。石雷战之前妇女放哨都是拿针线活，后来全都改拿钢钎敲石头，山上山下沟里沟外，叮叮当当响成一片。

面对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全民地雷战运动，日军并没有将土造地雷放在心上。相反，日军的工兵曾在取出八路军地雷后，在现场留下用中文写成的“收条”来羞辱我军。为了消灭日军的工兵，八路军军工部有针对性地制作了多拉火式的反工兵地雷。据八路军军工部黄崖洞兵工厂的地雷专家石成玉回忆，反工兵地雷的研发就是在日军工兵挑衅后开始的。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在地雷底部加上弹簧击针，日本工兵在排雷时会触发击针，导致爆炸。多拉火式反工兵地雷后来又在冀中发展为“胡子牌地雷”，这种地雷上有多个触发和拉发引信，民兵认为这些引信多如胡子，于是起名“胡子牌”。

在斗争中，我们的军民还发展了其他几种反工兵地雷。首先是在电影《地雷战》中出现的土化学雷。当年把这种地雷称为“动发”地雷，也有戏称为“扳不倒”的。土化学雷内部装有敞口硫酸瓶，稍有翻转就会倾倒出来引燃炸药。除了土化学雷外，还有一种被称为“仙人脱衣牌”的地雷，这种地雷其实有内外两层，日军在拆除时只要将外壳撬开，就会触发击针，导致地雷爆炸。

让敌人防不胜防

与地雷本身的技术革新相比，更让日伪军防不胜防的是抗日军民在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地雷战术。为了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地雷的有效性，抗日军民选择了眼见为实的拉发引爆的方式。所谓拉发，是通过拉火绳人工控制爆炸，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针对特定目标引爆，又不需要在埋雷的同时布置踏板等装置，隐蔽性强。在作战中，抗日军民主要用拉雷打击日军，甚至是专炸日军军官。但是，拉雷也是一种极度危险地雷战战法。为了保证地雷拉响，负责拉雷的战士必须要等日军接近到30米以内，才能拉响地雷。而且拉雷绳必须是徐徐拉紧，太快或太慢都会导致地雷无法引爆，这对战士的心理素质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为了更多地杀伤敌人，地道战与地雷战密切结合起来，把地雷埋在敌人要经过的路口，把导火线拿在手里，等敌人走近，就予以引爆。图为民兵在地道内设置地雷导火线

针对日军派出工兵排雷，或者驱赶伪军踏雷，我抗日军民还设计了枪雷结合战术。在作战中，抗日军民逐渐将拉单雷变成了拉地雷阵，例如将地雷阵布设在道路边的沟壑中，待日军大队接近后，由预先埋伏的神枪手从多个方向对日军尖兵或军官进行狙击，将日军赶进沟壑等处隐蔽，拉雷手再趁乱拉响地雷。这套战术也被用来打击前出探雷的日本工兵，经常是工兵被冷枪击中后，日伪军四散躲避，再吃上咱的地雷阵，只能灰溜溜撤退。

更让日军感到恐惧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逐渐不满足于围绕世代居住的村落和土地进行艰苦的防御地雷战，开始主动潜入侵略者占领的区域，将地雷布设到鬼子的岗楼和营房的附近。这种攻势布雷被抗日军民生动地称为“飞行爆炸”，1943年左右成为最让日本鬼子心惊胆战的地雷战手段。抗战期间著名的地雷战英雄，如军教片《地雷战》男主角“赵虎”的原型赵宋福和于化虎，以及全国民兵战斗英雄、铁雷司令高运成，都极为擅长组织“飞行爆炸”行动。与防御型的村落地雷战相比，“飞行爆炸”更像是现代的特种作战，我方民兵一般在敌工人员和潜伏情报人员的配合下，派出分工不同的多个战斗小组，将地雷布设在日伪军意想不到的位置，甚至可以达到“定点清除”的效果。例如1943年3月6日，高运成将两枚地雷埋设在山东临沂市汤头镇日军时常光顾的温泉附近，一举炸死日军三人，重伤二人，使得日伪军计划中的扫荡计划彻底破产。

随着“地雷战”在各根据地的推广，日伪的活动范围逐渐被压缩。1943年5月太行根据地反扫荡作战中，日伪军共触发了1900多个地雷，因此导致的伤亡在2000人以上。1944年9月至1945年7月7日，晋绥地区抗日军民消耗681颗地雷，炸死或配合毙伤敌人2800余名，其中被地雷炸死炸伤者1924名，占敌军总伤亡的86%。一叶知秋，由此便可以想象，地雷这种看似简单的武器，在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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