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经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的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从国共两党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中小商人。这时，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国民党的新变化和黄埔军校的建立

改组以前，国民党的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省、区和海外存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到1926年1月，国民党已有正式省党部11个，特别市党部4个，正在筹备的省党部8个，除新疆、云南、贵州等少数省、区外，已在全国大多数省、区建立起党部组织。这些党部大都是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许多党部的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如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于树德，汉口执行部的林祖涵、李立三、项英，湖北省党部的董必武、陈潭秋，湖南省党部的何叔衡、夏曦，浙江省党部的宣中华、沈定一，四川省党部的吴玉章，直隶省党部的于方舟、李永声，江苏省党部的侯绍裘，陕西省党部的杨明轩、刘含初，热河党部的韩麟符。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恽代英分别主持组织部、宣传部的工作。总之，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地方党部的工作中，共产党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随着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建立，国民党党员人数迅猛增加，到国民党二大前夕，已达20万之多。据统计，北京执行部所辖华北、东北、西北15个省、区，有党员1．4万余人。江苏省党部改组后，县、市、区党部发展到25个，党员达3500多人。浙江省党部在20多个县建立了组织，党员约有2000人。四川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在共产党员吴玉章主持下，更是成绩斐然，党员发展到8000多人。

在国民党党员人数增加的同时，党员成分也发生很大变化，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广东各县党部，农民党员占80％；广州市党部中，工人党员占60％。又如山东省党部的党员，学生占40％，工人占25％，农民占15％，教师占15％，其他占5％。湖北省党部组织部在陈潭秋的主持下，十分注意吸收工农分子参加，到1925年10月，全省国民党员中，工、农和青年学生占75％以上。

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国共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但是，仍有一些地主买办分子、官僚政客和南方军阀留在国民党内，并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人是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主要基础。

广东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装力量。早在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孙中山时，就向他建议创办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军的基础。鉴于过去长期依靠旧军队进行革命而屡遭失败的痛苦教训，孙中山在筹划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也积极酝酿创办一所军官学校。鲍罗廷到广州后，孙中山向他表示国民党的首要任务是按苏联红军的式样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国民党一大正式议决创办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军校因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故亦称黄埔军校1926年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将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加伦等苏联军官为军事顾问。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苏联政府对黄埔军校给予大力支持，除资助200万元作为开办费外，还运来8000支步枪和200万发子弹等军需物资，并派遣了一批有丰富经验的军事教官。

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有蒋先云、陈赓、左权、许继慎、徐象谦（徐向前）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五六十人，约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在教职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如金佛庄、茅延桢、严凤仪、徐成章等。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1924年11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始建立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并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指导校军教导团的政治工作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对军校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后来也到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和各级领导工作。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广州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中。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并由此“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取得孙中山同意之后，从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改组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由共产党员廖乾五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这支实际上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从成立到组建成叶挺独立团，为支持工农运动、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国共合作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推动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

在工人运动方面，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中的共产党员，积极领导广东地区的工人斗争。1924年5月，广州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160多人，代表着70个工会和10多万名工人。会议决定成立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7月，广州沙面数千名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帝国主义者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8月，广东工团军成立，共产党员施卜任团长。沙面罢工持续一个多月，取得胜利。这次罢工不仅轰动广州和香港，而且影响及于其他省、区，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此后，各地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得到复兴。

与此同时，农民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在以共产党员为主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3月初步确定农民运动计划，决定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7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布了《农民协会章程》。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广州革命政府，派遣特派员到广东省各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点起农民运动的火焰。各县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

为了培养农运骨干，经彭湃等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起，广州农讲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山东、直隶、湖北、四川、陕西、江西等20个省、区培训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1924年12月，彭湃在给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这些农运骨干“工作得很好，没有辜负我们对他们的培养和训练”。

中共中央重视学生运动的开展。在党、团组织的共同指导下，全国许多省、市都有学生联合会在活动。1924年下半年，以上海为中心，湖南、湖北、河南、四川、江西、广东、浙江、直隶、山东、山西等地掀起第二次非基督教运动高潮，有力揭露和打击了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从事文化侵略的阴谋。各地学联还带领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努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此外，妇女运动也得到发展。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及省、区、县各级党部都设有独立的妇女部，一批女共产党员成为妇女运动的开拓者。在上海，向警予、杨之华、王一知等积极开展妇女工作。由向警予任主编的《妇女周报》，主张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成为发动妇女的重要舆论阵地。在北京，妇女部秘书缪伯英注重妇女劳工运动与平民教育。在天津，邓颖超、刘清扬等以女星社为中心，设立补习学校，开展对女工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广东、湖北、江苏、湖南、直隶等地的妇女运动，也都呈方兴未艾之势。

这时，北方的局势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开始出现有利于革命的新变化。早在1924年春，苏联政府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就开始有步骤地做直系将领冯玉祥的工作。10月，受革命影响的冯玉祥联络胡景翼、孙岳，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随后，冯玉祥等发表反对军阀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等倾向革命的政治主张，并将所部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全军共15万余人，分驻直隶、河南、陕西等省。但迫于形势，冯玉祥又同反直系的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了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

由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倾向革命，在国民军驻防地区，国共两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运动得到较快的发展，对南方革命运动起了配合作用。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赴北京共商国是。段祺瑞、张作霖也不得不发出表示欢迎的电文。11月，孙中山接受邀请，离粤赴沪，绕道日本北上。行前他发表宣言，提出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对内扫除军阀两大目标，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12月初，孙中山由日本抵达天津，同月底到北京。这时他已身患重病，但仍坚持与段祺瑞作斗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

为了把革命影响扩大到全国，中共中央接受加拉罕、鲍罗廷及广东区委的意见，支持孙中山北上，并于11月19日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乃是中国共产党上一年提出、现在国民党也号召的召开国民会议[8]。1924年冬至1925年春，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强烈呼吁由国民决定国家大事，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铲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反对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国民会议运动与1925年夏兴起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蓬勃发展，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反击国民党右派和平定商团叛乱

革命武装的建立和群众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和军阀势力大为恐慌，在南方占有很大政治、经济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买办阶级更感到难以容忍。它们采取外部压迫和内部收买的双重手段进行破坏。这时，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广州刚刚露出的革命曙光又蒙上一层阴影。

面对这种形势，许多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对在国民党内如何工作又缺乏经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过于忍让迁就的倾向。为了总结经验，确定以后的工作方针，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并以这个政纲作标准来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会议通过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指出：“照现在的状况看来，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会议改变了党的三大要求产业工人全部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指出“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会议还就党、团关系问题，党内组织、宣传教育问题，以及在农民、士兵间的工作问题作出决议。这次会议对纠正党的工作中的偏差，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一事大做文章，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讨论，发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言》，郑重声明：“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时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许其加入。”“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这样就否定了邓泽如等的弹劾案。但右派分子并未就此罢休。8月，张继等又发表所谓《护党宣言》，公开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使陈独秀等人意识到：“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21日发出党内通告，指出国民党右派攻击和排挤共产党日甚一日，各区委、地委必须进行反击，坚决揭露右派分子不反对帝国主义，却加紧反苏、反共、反工农的反动活动。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41期发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文，批驳所谓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会导致国民党亡党的谬论，理直气壮地指出：“共产党人为了要促国民革命的早期成功而加入国民党，他们自然要有种种计划，用种种机会，影响一切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员，帮助而且督促国民党员切实的做国民革命的工作。他们为了这些事议决种种议案，这是他们独立的党的活动”；国民党若是决心促进国民革命，“会因为人家利用这种地位来督促自己而感到有亡党之痛吗?”

1924年8月15日至9月1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会，讨论“党内共产派问题”。经过激烈争论，通过《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关于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决议案。会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布的《关于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原文如此。经考证，'匡’为'至’字之误――引者注)谬极戾，无待于辩。即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冯自由因煽动一伙人反对国共合作而被孙中山开除出党。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击下，国民党右派利用“党团”等问题破坏两党合作的企图未能得逞。然而，孙中山经与鲍罗廷商议，决定成立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之态度，以达到相互了解，消除误会之目的”。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独立的组织，共产党员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只能决定同它有关的问题，而不能决定同共产党有关的问题。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坚决抵制，国际联络委员会未能成立。

由国民党右派挑起的事端刚刚解决，广州又发生了商团武装叛乱事件。广州商团原是广州商会建立的商人自卫组织，后来发展成维护买办阶级利益、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武装，规模达到10个团，约4000余人。广州商会会长、英国汇丰银行广东分行买办陈廉伯和广东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伙同其他国民党右派分子，在英帝国主义者支持下，于1924年七八月间积极策划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8月初，商团从香港私运大批武器到广州。广州革命政府扣留了这批武器，并下令通缉陈廉伯。商团遂煽动商人罢市，向政府施加压力。中国共产党力主坚决解散商团，以消除广州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孙中山却指望通过妥协办法使事件平息，结果反动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10月10日，广州市各界举行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集会，到会的有30多个团体，五六千人。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时，商团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百余人。商团还强迫商人罢市，要求孙中山下台。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为配合商团行动，派兵进攻广州。英国军舰也开到广州白鹅潭，为商团助威。

面对严峻的形势，广州革命政府成立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最高指挥机关――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亲任会长，共产党员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参加委员会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下令镇压了商团叛乱，给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势力以有力打击，使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

来源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