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和考古学院，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摘自《第欧根尼》2022年2期，蒋净柳摘

今天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一些问题——如气候变化、战争风险、区域战争甚或是全面的核世界大战、流行病及其他严重疾病、剥削和压迫、贫困等——都是全球问题。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办法，这转而又需要一定程度上跨国家和文化边界的共识。因此，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是寻求跨文化边界对于基本原则和价值的意见一致。这是全球伦理引发关注的合理理由。作为一名汉学学者，我尤其感兴趣作为全球伦理的可能资源的中国文化传统。

就以纳入我们这个时代全球伦理的原则而言，尊重差异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孔子曾指出，即便我们持不同观点，也可以和其他人保持和谐的关系。尤其是在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家曾强调，观点的差异和讨论可以拓宽、加深我们的知识和理解，文化多样性可以丰富我们所有人。但尊重差异不能毫无限制。如果我们希望构建一种全球伦理，那么如何定义标准，以使得一方面尊重差异和多样性与另一方面承认一系列价值为普遍有效二者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是一个我们无法逃避的重要挑战。从历史上来看，所有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这一主题并不是什么新事物。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全球伦理不能建立在强制和霸权主义的野心基础上，而必须产生于跨文化边界、国家边界、政治边界的对话，并在理念上植根于不同的文化传统。

是否存在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分隔开的本质差异

第一点认识是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传统思想之间的差异经常被过度夸大了。在学术界有一个广泛流行的观念，认为在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之间存在将二者分隔开的无法逾越的差异。该观点的支持者喜欢用单数而不是复数论及中国或西方文化，似乎是想表达一种有关中国和欧洲广袤地理区域内文化同质性的夸大观点。事实上，从思维取向的意义上来说，在不同的中国传统和不同的欧洲传统之间尚存在相当多的差别，这使得笼统地比较中国和欧洲或西方的做法容易产生误导。

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之间存在本质差异这一观念由来已久。按照一种尤其顽固的主要观点的说法，在中国传统中不存在超验的视角。中国思想被视为不知为何不能触及存在于此时此处之外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一观念源于何处，但现代之后它是因为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表述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开始主要是在西方，但过去的几十年间在中国也开始产生影响。韦伯表述这一论点的背景是他分析加尔文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作用。他认定为加尔文主义思想的一个动态要素的东西正是他发现在中国缺失的东西。韦伯主张，儒家伦理不以现实的超验维度为其根基，而“伦理的要求与人类的不完备”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在欧洲根本上帮助加尔文主义成为社会变革之杠杆的东西，他发现在儒家传统中是缺失的。

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超验这一观念，是认为中国文化有本质上的差异的一系列观念的核心。这类观念的其中之一，涉及“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区分。一方面，属于罪感文化意味着有一个内在的道德罗盘，其基础是固定在现实的超验维度的价值，这一道德罗盘会使人每当破坏道德规则时都感觉有罪，无论是否有人知情。而另一方面，属于耻感文化则意味着缺乏这样一种内在的道德罗盘：唯一重要的是你是否被当场抓了现行。根据一种广泛流行的观念，欧洲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更多的是一种耻感文化。另外一个广泛流行的观念是，许多在欧洲传统中算是基本的区分在中国文化中并不作区分，例如，本质和现象、实体和偶然性、肉体和灵魂。

在我看来，这些观念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的确，前现代的中国思想中是否存在超验这一核心问题非常复杂，对其进行彻底的论述将需要一种概念上的分析，这在本文的框架内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的出发点基于将超验简单定义为超出我们通过感官可以感知的东西这样一种概念，那么超验的视角在宋明理学的思维宇宙中就是作为一种核心元素而出现的。在这一宇宙中人存在于现实的两个维度的交集部分，即天理和道居于其中的形而上维度，以及我们发现作为一切事物之构成质料的气（包括人欲）的物理维度。宋明理学定义的价值是植根于天理和道的世界的，而这无疑超出了我们通过感官可以感知的东西。而且，儒家学者多个世纪来一直提倡的个体修身的主要目标是克服伦理要求和人类缺陷之间的矛盾。用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异来作为区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手段也是误导性的。中国和欧洲无疑都有一些人压抑他们的道德直觉而缺乏内在的道德罗盘。但内在道德罗盘的观念在中国传统中当然不是缺失的。相反，它在儒家道德哲学中占据中心地位，这在孔孟思想和《大学》《中庸》等经典中都可以找到例证。

有关中国传统中缺少对本质和现象、实体和偶然性、肉体和灵魂的区分的观点则是相当奇怪了。当哲学家公孙龙（约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50年）提出“白马非马”论时，如果他所意谓的不是本质属性和偶有属性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宋明理学有关理和气的基本区分如果不是本质和现象的区分又是什么？以及18世纪哲学家戴震（1724—1777）还曾批评宋明理学的正统思想在肉体和灵魂之间作了过于彻底的区分。因此，很难看到在中国思想和欧洲思想之间有什么本质差异会阻碍寻找共同的全球伦理的资源。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全球伦理资源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点认识在于，丰富的中国遗产似乎提供了一些视角和洞见，可以作为制定一种全球伦理的珍贵资源，这促使我从寻求全球伦理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化。

其中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儒家传统中找到的黄俊杰教授在其著作中曾讨论的人本主义思想。根据儒家思想的一个主要信条，人生来具有修养自身并使世界变得更好的内在能力。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我们也发现了对于人的尊严和正直的认可，但不幸的是，这一认可在之后几个世纪里，在由帝国统治者所推行的儒家思想中却通常是缺失的。孔子有关“君子不器”的论述，类似于康德有关人应被视为目的而非手段的箴言，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对维护人的尊严和正直的呼吁。当然，孔子只提到了“君子”，但我愿意相信他认为所有人都有潜力成为君子。众所周知，他的追随者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明确承认了这一潜力。孟子的伦理学强调了人的同情能力的重要性，似乎在这方面尤其有价值。正如汉斯·英瓦尔·罗特在其著作中诠释的，中国外交家兼学者张彭春（1892—1957）在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也高度重视孟子伦理思想在这一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二个例子是有关人与自然世界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个由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的统一体——的观点，我们在中国思想的所有三种主要传统即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中都发现了这一观点，尤其是在道家和佛家思想中。中国传统思想的这一信条可以帮助我们相比于工业主义时代的人类文明特征而言以更尊敬和理性的方式来建立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廖咸浩和邹蕴的著作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这一方面。

尊重差异是中国传统为全球伦理提供的宝贵资源的第三个例子。尽管并非经常被意识到，但我们可以在儒家思想中找到这一观念。正如一开始就提到的，孔子本人就教导大家“君子和而不同”，但这是一种流行思想，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将它与道家传统联系起来。

道家传统中，与尊重差异的观念密切相关的是人与动物也应该按照他们的特殊本性自由生活这样一种观念。庄子对“逍遥”的诉求可以视为对自由的诉求。然而，若我们将注意力引向中国思想的这一方面，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中有一种对“责任”的特别强调，对我们的人类同伴的责任以及对自然的责任。或许这种为平衡个人自由的理想而对责任的强调就是中国传统为一种满足我们这个时代及未来需求的全球伦理所提供的主要资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