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农业合作社

——外公回忆录之二十六

文/朱泉利

生命在于运动，我也喜欢运动，我喜欢打球、跑步、爬山、游泳、散步。岂不知，我们的社会也喜欢“运动”，李春耀在这运动中被迫产生了共振，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滚滚向前，失去了原有的运行轨迹。

1956年，五十一岁的李春耀用它半生积攒的十五亩土地加入了高级农业合作社，想必他半是满怀欣喜、半是满腹狐疑。一个漂泊半生的人，如一粒苍耳的种子，被命运带到了这里，能否萌芽？还是个未知数。

1962年，全国工业下马，到处精简下放。有一天，五十七岁的李春耀接到通知，因历史不清被陕西省棉花研究所下放，回到漫刘村，当时给发了三百元的安家费。

我知道古老的关中平原有“欺生”的传统。当一个漂泊流浪的人要在这里落脚，土生土长的人会用眼角看你，你家就会莫名其妙的发生一些小故事、小意外。况且，李春耀是一介书生，金丝边眼镜已经伴随他走过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当时农村几乎没有近视眼，全村用同一年龄的人中几乎都是文盲或半文盲，估计当年的外公会被像看汽车一样窃窃私语着围观，还有他那有些磕绊的略带京腔的河北口音，估计会被小孩子像模仿电影台词一样模仿。

磕绊也许是一种自我保护，外公没有在这些朴实的、狡黠的农民面前高谈阔论，也许高谈阔论了，只是这些穿着一个冬天不洗的大棉袄、扎着裤脚的大裆棉裤的老实的农民理论知识不够，听不懂。总之，“大鸣大放”时，也许您也“大鸣大放”了，只是没有人记得，所以您没有成为右派。

失去土地的李春耀和广大社员一样，早上工、晚下工。“荷把锄头在肩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春天里，您也会挑着担子给青苗追肥，半夜起来浇地；夏收时，您是否能扛起二百斤的麻袋（标准重量）；耙地时，您也拽着缰绳、抽打着牛屁股，在滚滚黄尘中，你的近视眼镜还多了一层防护，北方的沙眼没有侵害您的眼球，只是要不停地擦拭镜片。

您是否也扛一把铁锨，与社员们一起听队长分活，听社员们讲那些蹩脚的、粗俗的笑话。你是否见过穷极无聊的农村妇女给男社员顶“牛兜裤”？您是否见过因为一家的房脊比邻家高了一砖，而引起的两个家族之间的群殴？是否见过农妇因为怀疑自家的母鸡跑到别人家鸡窝里下了蛋而骂大街？有没有见过兄弟们为了分家大打出手，经多方调停，最后还是成为仇敌。

那时五十七岁的外公工分一定很低，一定会成为超支户（干一年还要给生产队倒找钱的那种）。您尚有四个未成年的子女要抚养，那时女儿树海刚刚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女儿树兰十九岁、树桂十七岁，儿子树林十四岁、树平十岁。

外公有没有赶上1959年轰轰烈烈的农村公共食堂，也不知道那些高烧不退、淳朴狡黠的农民是怎样浪费粮食的。那么多人吃饭，卫生如何保障？我们这地方一直流行乙型肝炎。

这几年经历了“镇反”、“三反五反”（1950-1951年）、“大跃进”（1958-1960年）、愚昧无知的“大炼钢铁”（1958年）、“除四害”（1958年）、“三年困难”（1959-1961年），外公都安然度过。

但是，1964年头顶上的那片乌云再次笼罩了这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