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川

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官方和民间所修的各种史著多如牛毛，但被官方承认为正史的书只有“二十四史”。清亡后，又修了一部《清史稿》。

“二十四史”贯穿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之始终，统治者把它们作为纪功，后人把它们作为殷鉴，学者把它们作为资料，个人把它们作为读物。然而有趣的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二十四部史编撰者的姓名。

编史是一项极为宏大浩繁的工程，它对作者的学问、见识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在这“二十四史”中，就有三部史书和镇江籍的学者有关，它们是：《晋书》、《宋书》和《南齐书》，都成书于南朝。

南朝修史之风盛行，史著的数量也激增，不仅官修，私人也修。据一份统计，魏晋南北朝的史书即达八百一十七部，几乎对每一个王朝都写有数十部史书，对此，梁启超评说：“两晋六朝，百家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

《晋书》的修撰是从唐贞观二十年开始，历时近三年始成。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令狐德棻等十八人撰稿。在此之前的晋史多达二十多种，除了已经亡佚的之外，当时认为“制作虽多，未能尽善”，所以李世民才下诏重修。现在中华书局版的书前注明：“此书的编撰者只用臧荣绪的《晋书》作为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而对于其他各家的版本和史料，却是没有受到重视和选择。虽然后来这部史因为这一点受到了后世的诟病，但对于原著者臧荣绪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尊重。

因为，臧荣绪是京口人。

史书上载，臧荣绪是南齐时东莞莒人，和刘勰是同乡。东莞在山东，但那时早已沦陷几十年了。晋室在江南设侨郡以安置东渡的侨民，京口就有侨郡十八，东莞位列其中。为与北方的原东莞相区别，名为南东莞，位于句容一带。

臧荣绪家学渊源，父亲是国子助教，然而早逝。他幼孤，好学，自号为披褐先生。他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淡泊名利，屡次辞去朝廷的征召，长期隐居在京口，安贫乐道，结庐守志，教授学生，埋头著书，是当时有名的大隐士。

六朝时史书浩如烟海，以晋史为多。据考证有二十六家，到唐代修晋书时尚有十八家。在这众多的史书中，除了极少数是官修之外，其它多是私家修史，其艰难性要胜于前者十倍。臧荣绪私家修有《晋书》一百一十卷，将两晋历史全部概括进去，较之以前的诸史包括时代最长，其篇章也是最详尽的。后人对此书的评价是：“欲求晋史全书，但当以荣绪为正。”有人甚至认为当时的大文豪沈约著的《晋书》也位列于臧著之后，沈著不过是在臧著的基础上进行润色和增减而已。臧荣绪的《晋书》以纪传体来叙两晋的史事，分为纪、录、志、传四部，记事详备，资料翔实，所以成了唐代修撰《晋书》时所取的最主要依据，“贞观修，以臧荣绪为本”。唐代《晋书》成，十八家本皆废，臧氏的《晋书》也随之亡佚。

臧荣绪修《晋书》的功绩虽在唐代被埋没，然而后代还是承认了他的成就。

《宋书》是沈约撰。沈约是南梁时的文坛领袖。他在《宋书》最后附有一篇极长的《序》，细细讲明了自己几十代的家史。沈家的籍贯在武康，是在东汉光武帝时的事，只是祖籍的郡望，旧居而已，并不长住。从他的高祖父沈警和曾祖父沈穆夫开始已经迁居京口，在王恭手下任前将军主簿一职，到他的祖父沈林子一辈，刘裕还赐给第宅，让他们举家迁住京口。后来，沈约的父亲沈璞因卷入皇位之争而被杀，沈约当时才十三岁，潜逃在民间藏匿，直到大赦后才回返遇赦。他虽出生于官宦世家，但自幼流寓，孤贫无助。他矢志好学，博览群书，又与萧衍等人出入竟陵王门下，号称“竟陵八友”，后因辅佐萧衍篡齐成功而官至高位，文名更因之而鹊起。他学通文史，著述丰富，是齐梁时的文坛领袖，名气很大。他所撰的《宋书》一直受到史学界的好评，被列入“二十四史”之中。

《南齐书》是南梁的萧子显所撰，这一点确凿无疑。

萧子显是南齐宗室，萧道成的孙子，丹阳人。在齐亡后入梁，以文才秀隽而受到梁武帝萧衍的爱赏，在梁廷做过一些官。他有很多著述，但以修史而驰名，先后著有《后汉书》、《齐书》、《普通北伐记》、《贵俭传》、《文集》，但大都已亡佚，只有《齐书》留存。此书后世称《南齐书》，以与李北药的《北齐书》相区别，均列入“二十四史”之内。

《南齐书》成书于距齐不久的梁，而齐梁又是同族，所取的史料多为亲身经历，基本可信。但也由于他是齐宗室，又在梁廷当官，所以在史书中未免有虚美隐恶、曲笔回护之处，评家疑为有失史德。但此书最可贵之处在有志，撰史最难之处就是撰志，因为志涉及到许多当朝的典故章仪，凡手不敢下笔，六朝诸史中，除了沈约和萧子显撰的史外都没有志，皆是避难就易。萧子显撰的史中有志，所以难能可贵。

这里对“二十四史”的优劣不作评价，只讲入选的事实。“二十四史”是中国史学界的天花板，其权威地位无可比拟，能在其中占据其一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而其中有三部史书（占了八分之一）与镇江密切相关，实属不简单。

【本文作者王川，退休教授，绘画之余为文，为文之闲作画，国内外出书二十二部，十二次个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