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何殊我

6月20日，词作家乔羽逝世，无数国人惋惜之余，脑海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响起几句熟悉的歌词，或是《我的祖国》或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或是《人说山西好风光》……乔羽的作品既有着古典文学的优美，也有着优秀的审美追求，让歌曲具备了一种难以言说清楚却真切感受到的“中国味儿”——“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字面上虽没有那些熟悉的长江、长城等名词，回味再三，颇为“中国”。

音乐有着穿透一切的魔力。回顾历史，我们的音乐无外乎本土自然生长和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成果，水乳交融成就了“中国味儿”，继而走向世界，拥有了“世界范儿”。这一过程如何发生，有着什么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著名学者田青近日在中信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人的音乐》能为人指点迷津。

《中国人的音乐》田青 中信出版集团

田青是国内研究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的权威，兼具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此书即是他关于中国音乐史方面的最新著作。作者在书中梳理了中国音乐的源流和演变趋势，化繁为简以乐器与器乐、民歌与声乐、新音乐为纲，精选《流水》《二泉映月》《黄河大合唱》《送别》等作品为目，深入浅出地阐释中国音乐的表里，纲举目张。

何以中国

中国音乐文化源远流长、特色鲜明、内涵丰富，早在先秦时期就孕育出了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

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三十余支骨笛即是中国音乐历史悠久的证据——《中国人的音乐》以此开篇。贾湖骨笛用仙鹤尺骨做成，经考古学家用技术手段测定，距今已7800至9000年，到今天仍然可以吹奏七声音阶的现代乐曲，“表明我们祖先在史前就已经创造发明了一种完备的乐器，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管乐器之一。”我们的祖先从一根骨笛出发，又创造出了编钟、筝、琴、瑟、笙、鼓等乐器，并发明了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冼、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十二律。

贾湖骨笛 摄影：刘平

中国音乐在当时领先世界，并非单纯因为上述因素，而是将其结合起来，发明了“礼乐制度”。据考证，早在尧舜时期就奠定了礼乐制度的基本形态，商代已经有了完备的祭祀礼仪，到了周代，礼乐制度蔚为壮观，靠“礼”划分等级，用“乐”维护等级制度的稳定并教化万民，《礼记·乐记》中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

周代还建立了等级清晰、职责分明的音乐机构，机构负责人称“大司乐”，还有众多工作人员，负责全国的音乐创作、表演和教育工作。各个诸侯国乃至士大夫家族内部，都有一套详细、严密的礼乐制度需要遵循，与之配套而诞生大型的音乐合奏“钟磬乐”，曾侯乙编钟即是钟磬乐的主力，东周末期，诸侯争霸，这套礼乐制度名存实亡，所以圣人才痛心疾首地用“礼崩乐坏”来叹息社会溃乱。近代音乐教育家萧友梅曾经大加赞赏，“周朝的制度与各种组织，本来就很完备，很精密，所以西方学者读到《周礼》时候，没有不惊叹的，并且承认周朝是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读到周朝关于乐官分工合作的精细与各种制度的规定，更不能不惊奇。”

曾侯乙编钟 摄影：新华社记者 程敏

礼乐的代表，首推古琴，田青认为古琴负载着绝无仅有的文化内涵，古琴诞生三千多年来，乐曲众多，拥有独一无二的乐谱系统，浑身都传递着“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观念，比如一张标准古琴的长度是旧尺三尺六寸五分，暗合一年 365 天，琴表面有13个徽，是取音的标志，暗合传统历法中12个月加1个闰月。

除了这些精巧的设计，古琴还与人的心性修为联系在一起，班固说“琴者，禁也”，李贽进一步发挥为“琴者，心也”，弹琴是约束自己、与心灵对话的高雅行为，古人弹琴要沐浴、更衣、焚香，将仪式感拉满即是这个道理，白居易《好听琴》诗云：“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所以，田青尤为慨叹：“古琴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传统文人与传统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孔子以琴歌‘教化人生’，所以古琴被称为‘圣人之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何以世界

文化是流动的，中国音乐也不例外，它的发展变化也离不开中外交流。《中国人的音乐》中总结了中外音乐交流两个重要时期。

一是从汉到唐的近千年间。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除了将我们的丝绸、玉器输送出去，也为域外乐器、乐曲流入中原打开了通道，代表性的乐器是琵琶。田青在书中厘清了琵琶的出身问题，明确指出琵琶是外来乐器，本土虽然在秦汉时期已经有琵琶这种乐器，那是“一种类似现在的三弦、圆形共鸣箱那样的直杆而两边蒙皮的乐器，叫‘秦汉子’，也叫‘秦琵琶’。”现在流行的曲项梨形的琵琶是南北朝之前从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原的。琵琶传来之后，迅速成为庙堂、江湖共同追捧的“网红乐器”，随之从西域“昭武九姓”国到中原的音乐家，尤其是曹氏，曹善才、曹刚等人都红极一时，曹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位女子，安史之乱流落江州，仍能靠琵琶技艺成为富商妻室，也侧面说明了琵琶在当时的地位之高。

乐器的发达，直接催生了音乐的发达。中国的音乐，到了唐代，尤其是遇见唐明皇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帝之后，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形成了一个在当时领先世界各国的音乐形态——燕乐。燕乐的巅峰之作即是《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曲式繁复，共三十六段，按书中所载，演出现场盛大华美：开始是“散序”六段，是器乐的独奏和轮奏，没有舞与歌；中间部分是“中序”十八段，开始有节奏，是抒情的慢板，舞姿轻盈，优雅如仙；最后是“破”十二段，节奏急促，终止时引一长声，袅袅而息。励精图治的李隆基，在音乐中也成就了千古一帝的伟业，但也正因为沉醉于此，又造成了安史之乱的灾祸，伟大的音乐家和糟糕的皇帝、美好的音乐和离乱的时代，这些叠加在一起，历史显得诡异而又荒诞。

曾经在皇宫中目睹霓裳羽衣舞乐演出的白居易，终其一生念念不忘，在《霓裳羽衣舞》中传神地神往其盛况“磬箫筝笛递相搀，击恹弹吹声逦迤。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燕乐是唐帝国繁荣昌盛的象征，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音乐文化，当时传播到了周边各国，通过朝鲜传到日本，熏陶出了日本的“雅乐”。燕乐，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完美结合。

四川歌舞剧院表演《霓裳羽衣曲》

唐之后，中国的音乐发展步入了停滞时期，很多乐谱、技艺失传，《霓裳羽衣曲》同样在劫难逃，直到南宋的姜夔登衡山发现了一部分残谱，整理留下了《霓裳中序第一》，才能让后人得以窥其风采。但是，漫长的宋元明清时期，由于官方不重视音乐教育，音乐发展逐渐与世界脱轨。直到近代，船坚炮利的侵略者叩开了老大帝国的大门之后，有识之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奋发图强，中国音乐重新创造了奇迹。

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钢琴的中国化，关键人物是贺绿汀。古钢琴在明末传到中国，明清鼎革后，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喜欢。康熙不同于李隆基，只是把这当成个人兴趣，并未推而广之。鸦片战争后，现代钢琴进入中国以后，早期仍然被视作“洋玩意”，并未与中国音乐有机融合。直到1934年，俄国音乐家齐尔品在中国发起了一场“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的比赛，要求作曲者必须是中国人，作品必须要有中国风味。

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学生贺绿汀交出了三首作品——《牧童短笛》《摇篮曲》《往日思》，获得评委一致好评，其中，《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分获一等奖和名誉二等奖。齐尔品激赏《牧童短笛》是“地道的中国音乐与传统的西洋乐器完美结合的典范”，并在世界范围内极力推广，“《牧童短笛》作为第一首完全成熟的中国钢琴曲，开启了中国钢琴音乐与钢琴家登上世界舞台的大门。该曲至今仍然是许多钢琴家音乐会的必选曲目，也是上千万中国琴童考级的曲目之一。”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各种音乐思潮蜂拥而至，给我们的传统音乐造成了冲击也带来机遇，催生了新时代音乐的创新，“出现了一批以谭盾、郭文景为代表的‘新潮音乐’作曲家，在世界乐坛上扬名立万，为中国音乐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

当然，中国音乐浩如烟海，《中国人的音乐》对我们的民歌、佛乐、少数民族音乐也有着浓墨重彩的描述，让我们得以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美，也可以当之无愧地宣称：中国音乐，向来在世界舞台是独领风骚的！

不过，音乐之美，不在于争短长论高低，而是为了传递美、欣赏美，美美与共，正如田青在书中所言，“音乐，是人创造的，是人聆听的，是人的情感与思想的凝聚与升华。因乐可知心，因乐可知人，你懂得了中国人的音乐，也就懂得了中国人，懂得了中国。”（责编：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