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沙峰对姥爷左权并不是很了解。直到1982年，沙峰随母亲来到太行山，来到了姥爷战斗过的地方和牺牲的地方。那是沙峰第一次走近姥爷，也是他对姥爷认知质变的开始。

多年后，沙峰回忆起这次经历，这种变化的感觉仍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

“他由一个简单的英雄形象变成了一个人。在那里我看到了他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走上了他牺牲的十字岭，听到了人们谈起姥爷时激动的话语。姥爷在我心中比那些故事中的英雄更加丰富和真实，他好像就站在了我的面前。”

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对于姥爷的纪念与传承沙峰从不曾停止过，就如母亲左太北（红船编辑部注：左太北为左权唯一的孩子）当年那样，在历史的车轮印上，沙峰也在努力留下左权的印迹，让更多人记住左权，学习左权为民族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

2022年5月25日，是左权将军殉国80周年纪念日，在红船编辑部的镜头前，沙峰再一次讲述起了左权将军。

沙峰讲述左权牺牲经过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太岳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驻麻田的八路军总部遭到敌人合围的紧急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指挥部队突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小时候，姥爷在沙峰心里就像是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舍己为人的英雄。但姥爷是什么样的英雄？他的故事又是什么样的？沙峰总是有大大的疑问。往往这个时候，母亲左太北会告诉沙峰：“你姥爷是在十字岭上，为了掩护别人突围，头部被炮弹的弹片击中，壮烈牺牲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沙峰坦言，对此，他曾有些失望。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的事迹被讲述得那么细致，而姥爷的故事远没有他们的精彩。尽管如此，姥爷为他人牺牲自己的英雄形象却已经深深印在了他的心里。

1942年5月22日，日军纠集3万多兵力，对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实行“铁壁合围”。23日彭德怀、左权迅速指挥总部机关人员开始转移。

八路军总部机关大多数人都是非战斗人员，执行转移行动比较迟缓。25日，在大部队转移到南艾铺的时候，日军的飞机发现了这支庞大而笨重的队伍。几千人的日军部队很快就包围了过来。面对危急形势，彭德怀、左权等领导层短暂商议后，决定分头行动。彭德怀和左权带领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一路，从十字岭向北突围。

25日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在距离队伍不到2公里的山上发现了敌人的部队在迅速接近。形势紧急，左权立刻让时任作战科科长王政柱和警卫连连长唐万成率一个排的警卫连战士掩护彭德怀先突围出去。但彭德怀坚持不离开。左权告诉彭德怀：“你必须先走，你安全了，就是总部安全了。我留下来指挥机关突围就可以了。”紧接着叫警卫人员硬把彭德怀扶上了马，彭德怀只得快马加鞭先行突围了。

彭德怀与左权（右一）

“此时，我姥爷可以说是一人承担起了指挥队伍突围的重任。因为只有他知道正确的突围方向。他就像一面旗帜一样指引着大家前进的方向。”

据沙峰讲述，警卫连连长唐万成护送彭德怀突围后，又返回来找到左权。他拉着左权的手，要求左权立刻跟着他先突围出去。但是左权坚决不答应左权，他用枪顶着唐万成的头说：“我有我的职责，我不能离开战斗岗位！”并要求唐万成立刻追赶彭总，保护彭德怀的安全。左权再次放弃了保护自己的机会。

转移过程中，左权在检查队伍时发现一机密文件箱不见了。如果机密文件和密码落入日军手中，对八路军将是致命的威胁。于是，左权赶紧叫他的警卫员郭树宝回去找。郭树宝觉得在这么危险的时候他绝不能离开首长，提出让另一名新派来的警卫战士小张去找。但左权坚定地说：“党的机密比什么都重要！你熟悉情况，他还是新战士。不要为我担心，相信你能完成任务！”郭树宝只好服从命令了。

沙峰记得，郭树宝后来每每回忆起此事都遗憾不已。如果当时他这样有经验的警卫员留在左权身边，炮弹炸响时，他或许第一时间就能保护左权的安全。

在向十字岭前进的路上，左权还一直拉着当时身为机要科的机要员罗健，同时跟随的还有6位机要科的女同志。她们都是不到20岁，没有战斗经验，遇到敌人的炮火就趴在地上不敢起来了。左权之所以要亲自带着她们就是要保证她们的绝对安全，不能让她们任何一个人落入敌人的手中。因为她们都掌握着部队的密电码，一旦落入敌手，对部队来说将是致命的。也正是左权这样的保护，突出敌人的包围后，机要科无一人伤亡。

罗健（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机要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秘书）

“罗健奶奶有先天性心脏病，加上连续几日的突围转移，体力已经严重透支了，姥爷一直拉着她前进。路上罗健奶奶还不小心滑进了沟里。姥爷赶紧叫上警卫员一起把她拉上来，但她还是受伤了。这时罗健奶奶跟姥爷说：‘14号（红船编辑部注：当时左权的代号），我实在跑不动了，你先带领大部队突围，不要因为我影响大家。’”

考虑到还要指挥大部队，不能耽搁。无奈下，左权对罗健说“现在三面被包围了，你原地不动，我一会儿派人来接你。”便先往十字岭前进了。到了十字岭下，左权找了一位有经验的老红军战士来帮助罗健。那位老战士连拉带拽地把罗健带到了十字岭上，只要再通过一座小小的山头就可以冲出包围了。眼看前面30多米远左权正在指挥大家翻过山头，罗健准备上去报到，敌人的炮弹袭来了。这时左权做出了最后一个决定，他大喊：“卧倒！”叫身边的人赶紧趴下躲避炮火，他还趁势去扑倒了一旁的警卫员小张。因为这一系列的举动，左权的动作慢了，爆炸的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左权当场牺牲，而被他扑倒的警卫员小张安然无恙。

当沙峰向红船编辑部讲述上述左权的牺牲经过时，他的眼眶不知何时已经泛起了泪花。

“这一个个决定，姥爷时时刻刻考虑的都是别人的安危，都是自己的职责。在他心中这一切都比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每次选择的都是把危险留给自己。”

牺牲的过程，40年后才被公开

左权牺牲后，其遗体由当时在他身边的警卫员小张和北方局党校三名党校学员李锡周、李克林和穰明德掩埋。第二天，他们四人找到作战科科长王政柱，把左权的配枪和遗物一起交给了彭德怀。彭德怀面对窗户、背对大家，一向性情刚烈的他潸然泪下。当王政柱把左权的配枪递给彭德怀时，彭德怀把枪推了回去，让王政柱保存。解放后，王政柱将这把手枪交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现在仍作为一级文物展出。

左权配枪（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实际上，作为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将领，左权牺牲的消息直到一周后才被公布，并且组织规定知情人要严格保密。因此，左权牺牲的过程，一直到1982年，才由当年身为机要科机要员的罗健（红船编辑部注：罗健后成为王政柱的夫人）讲述了出来。

“日军当时以为1942年5月25日合击的是一二九师的师部，并在战报上大肆吹嘘。为了对敌人斗争的需要，不助长日军的嚣张气焰，最开始公布姥爷牺牲是在他真正牺牲时间的一个礼拜后，也就是1942年6月2日的一次对敌伏击中。罗健奶奶和所有当时知道姥爷牺牲的人都得到命令不许提及此事，于是罗健奶奶把这件事埋藏在心里几十年。”

1982年5月，为纪念左权牺牲40周年，报社记者采访到了王政柱，王政柱说他当时掩护彭德怀先行突围了，而罗健当时在左权身边，罗健这才讲出了这个隐藏了40年的秘密。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左权牺牲的过程，近几年在网上出现了很多“亲历者”、“见证者”的报道，纷纷指出自己或自己的父辈曾见证了左权的牺牲。孰真孰假，曾引发了诸多争议，沙峰对此颇为无奈。他认为，一些后代在听父辈讲述时左权，或许是时间久了出现记忆偏差，理解错了历史事实，情有可原，但对于毫无底线杜撰的“现身说法”，他坚决抵制。

“这是在误导大众，更是对英雄的不尊重，对历史的不尊重。”沙峰说道。

在红船编辑部镜头前，沙峰讲述姥爷左权的事迹

“1982年，我和母亲真正走近了左权”

左权牺牲时，沙峰的母亲左太北仅仅两岁。就在牺牲前不久，左权还在家书中让夫人刘志兰教左太北学叫爸爸。遗憾的是，这声“爸爸”，左权再也没有听到的机会了。

“她对自己的父亲也是完全没有印象，小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父亲长什么样。”沙峰说，直到母亲上幼儿园，才对左权有了初步印象。“母亲说她从小是在集体生活中长大的。大些了，懂些事情了。她身边的长辈都会跟她说：你的爸爸是为掩护别人牺牲的，是个伟大的英雄。所以母亲看到别人有爸爸、妈妈，也不觉得有什么。她觉得只要能吃饱、穿暖就很开心了。这就是母亲年幼时对自己父亲的记忆，跟我小时候对姥爷的印象差不多。”

中学时期，左太北曾在彭德怀家中住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彭德怀也常常和左太北讲起左权的牺牲：

“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的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这段话对左太北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这也是她对自己父亲认识转变的开始，母亲将这段话记了一辈子。”沙峰说。

而在1982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左太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父亲。那年5月，刘志兰把左权亲笔写的十几封家书寄给了左太北，让其保存。其中有11封是在刘志兰带着左太北回到延安后，左权写给刘志兰的。

沙峰回忆道：“这些家书中，每一封都饱含了姥爷对她们母女俩的想念和关心。小北北、小宝贝、小天使等等称呼，姥爷把他几乎所有能够想到的最可爱的词都用到了母亲身上。母亲看了家书后，痛哭流涕。在这些家书里，母亲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父亲的爱。”

也是在1982年，那一年暑假，走近了父亲世界的左太北带着一双儿女一起去了太行山。在姥爷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和牺牲的地方，沙峰真实地感受到，姥爷不再只是别人口中的英雄形象，他仿佛就在眼前，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1982年，沙峰和姐姐与母亲一起来到了左权牺牲的地方

“1982年，母亲和我都对姥爷有了新的认识。但回家后一切又像没有变化一样，母亲只是告诉我和姐姐，不要到处去说自己是左权的后代。此后，这就成了我们家的家规，姥爷是在心里纪念的，不是挂在嘴边的。”

沙峰明白，这是母亲不希望孩子们用这种身份去换取更多的关照，唯有努力工作，踏实做人，才是对姥爷最大的缅怀。

“父母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利用自己的身份，去获取组织上更多的关心和照顾，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的。”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沙峰的记忆中，母亲左太北一直是个大忙人。退休前，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有老前辈和朋友劝说她应该拿出点时间走访收集姥爷资料，她均以工作太忙为由推脱。她是在用努力工作，为国家做出贡献，来继承姥爷的遗志。退休后，她依然很忙：她走遍了姥爷战斗过的地方；她一一走访知道姥爷事迹的人；跟姥爷有关的纪念活动她都要参加。

2014年，左太北在一次去外地参加采访活动时，不慎受伤，造成股骨头断裂。这次受伤，致使左太北此后基本要靠轮椅行动。

沙峰母亲左太北（2019年6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沙峰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母亲将他叫到身边说道：“沙峰，你姥爷的事以后就要你来做了。”但面对母亲的嘱托和期盼，沙峰却紧张了起来。对于姥爷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他觉得自己欠缺的太多了。

“当时心里完全没有信心，担心自己做不好这件事情。但是母亲把这个重担交给我了，职责已经落到我肩上了，我就必须得去做这件事情。不管有多难，需要我付出多少努力，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把这件事做好。”与讲述姥爷左权事迹时的情形不同，虽然沙峰眼里仍泛着泪花，但眼神中多了一份坚毅。

在左太北将宣传左权这个重任交给沙峰的时候，还将左权留下来的十一封家书一并交给了沙峰。

同母亲左太北一样，沙峰从这些家书中，感受到了姥爷对家人深沉的爱：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望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会儿在地下、一会儿爬在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地，假如在一块的话，真是痛快极了......”

沙峰动情地说：“看着姥爷的字迹，我仿佛走到了姥爷的身边，走进了那个年代。姥爷对姥姥说的俏皮话会把我逗笑；担心姥姥、母亲身体不好会让我揪心；说到敌人的残酷会让我气愤；说到他自己却总是说‘不用担心我，我一切都好’。姥爷的每一句话好像都是对着我说的，每次看到这些家书内容我都热泪盈眶。姥爷在我心中从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变成了我最亲的亲人。”

左权与左太北合照

因此这些年，沙峰一直在努力讲好姥爷左权的事迹。

沙峰说，他的目的很简单，通过他的讲述去感动大家，让每一个人都能深入到那段历史当中，去了解真实的革命先辈们。他认为，不仅仅是左权，那些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烈士精神，必须要靠一代代人不断传承下去。

“他们的精神一直是我们社会发展很大的支撑和动力，同时也树立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不能将他们的精神遗忘甚至抹杀。”

如何将烈士精神不断根植传承下去，沙峰也给出了他的答案。

“这是一个不断学习历史的过程。通过学习历史更多的去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理解当时他们的生活环境。当你站在了他们的角度时，你才能真正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坚定自己的信仰。”

“姥爷留下的家书中，曾写过这样一句话：‘时局有变，你可以任意处置太北......’当时抗战环境非常艰辛，许多老前辈为了革命甚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孩子。我母亲起初也是不理解，为什么你可以选择遗弃我呢？但是走近姥爷的过程中，母亲也理解了。革命先辈为了追求民族的解放，为了国家，自己的一切都是可以抛弃的。这种决定，不是一个人随随便便能做出来的。”

话锋一转，沙峰说道：“但在一定的时期里，党员干部丧失了对革命精神的传承。一些领导干部，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发展方向，更多的看重自己升官发财，而不是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正是因为他们对于党，对于革命精神的认识的缺失，造成了他们这种狭隘的追求。”

沙峰想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更多人去了解、学习到革命先辈的精神。他说，希望通过他的讲述，让大家对左权，以及千千万万和左权一样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英雄们产生兴趣，去主动地学习他们的事迹和精神。

“作为左权的后代，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根据受访者沙峰口述整理而成，相关图片资料由受访者沙峰提供】

撰文：周晓宇

视觉：王学民、张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