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历任的地方长官中，出过不少风流人物。南宋的范成大写《吴郡志·牧守》“吴郡地重，旧矣，守郡者非名人不敢当。”

白居易年少时，旅行至苏杭二郡，仰慕于韦应物和房孺复两位州牧的才高位尊，放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后来出任苏州刺史时，他把这件事写进了《吴郡诗石记》，还抒发了自己“去年脱杭印，今年佩苏印”的愉悦和得意。

大约一个半世纪后，有位大宋的年轻官员接受朝廷的任命，以大理评事知苏州长洲县，虽然品级仅为从八品下，但他踌躇满志，南下途中，乘兴挥毫作诗：

《赴长洲县作》（其一）

移任长洲县，扁舟兴有余。

篷高时见月，棹稳不妨书。

雨碧芦枝亚，霜红蓼穗疏。

此行纡墨绶，不是为鲈鱼。

纵有江南的美景佳肴，在这位年轻人的心中，都不及他的政治抱负。这位新上任的知县叫做王禹偁，他的人生偶像是白居易。

放达有唐惟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因他最后任职于黄州，故世称“王黄州”。《宋史》记载他为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世为农家”，《邵氏见闻录》中写他家中以磨面为生，所以王禹偁小时候被称为“磨家儿”。他曾追忆过幼时家境贫赛，于战乱中离开故土，颠沛飘零于乱世，叔伯等亲人在旅途中也只能分散而葬，直至迁到济州。王禹偁是典型的寒门才子，他在读书上极勤奋刻苦，且天资颇高，“十余岁，能属文”，“收萤秋不倦，刻鹄夜忘疲。流辈多相许，时贤亦见推。”

王禹偁画像 清 顾沅《吴郡名贤图传赞》

少年时，王禹偁被时任济州团练推官后来成为宰相的毕士安所赏识。毕士安对王禹偁进行考校后将他留在推官廨，使治书，学为文。据毕士安曾孙所写的《丞相文简公行状》，毕士安在济州时有一回赴州守的聚会，州守在席间行酒令：“鹦鹉能言争似风”，在坐无人可工整应对。毕士安回来后将州守的令写于壁上，被王禹偁看到，对以“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见之大惊，“因假冠带，以客礼见之。”

王禹偁出生和成长于五代入宋之际，此时的文坛上流行“崇白”的风气。白居易受到文人群体的广泛认同，五代入宋的文人士大夫大多都曾学习白体，效仿创作“白体诗”。然而士大夫欣赏和仿效的并不是我们后来所知的“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风格，他们认为学习白诗，语言务必浅切，又沉迷于酬答唱和活动，所以更偏爱“吟玩性情”的唱和杂律诗。

北宋立国即制定“重文教，轻武事”的国策，优礼文人。宋初的几位君主为了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留心文治，尤其从太宗朝开始，社会安定升平，文人士大夫受到重视，作为馆阁文臣，名重禄丰，处于清贵悠闲的环境中，心态也相当闲适从容。这些人既有创作的闲暇，又是朝廷振兴文化的骨干力量，于是，宋初唱和之风大盛。

宋 赵佶《听琴图轴》（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不仅文臣，最高统治者也是这股诗风的推动者。宋太宗尤喜欢舞文弄墨和君臣唱和等活动，他本人就是一位“白体”诗人。在《全宋诗》收入的太宗诗作中，模仿白居易诗题和风格的《逍遥咏》就达二百首之多。宋真宗曾于景德四年二月、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两次下诏，修葺白居易坟茔、影堂及旧第。

时代如此，王禹偁的童年读物就是白居易和元稹的诗集，他的《不见阳城驿序》开篇即提到“予为儿童时，览元白集，见唱和阳城驿诗。”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王禹偁自然也走上了白体诗人的道路，但他并没有沉迷于养尊处优，闲适自得的人生追求中，他认为“文自咸通来，流散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这种文风并不符合诗歌雅正的传统，叹息“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

王禹偁的诗歌中有积极用世的精神，建功立业的抱负，与早期白体诗人那种颓靡消沉之风迥然不同。北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的“宋初诗风”条指出：“宋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

元 钱选《西湖吟趣图》故宫博物院藏

就连那位隐居山林，“梅妻鹤子”的林和靖读过王禹偁的诗集后也不由赞道：“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

还同白傅苏杭日，歌诗落笔人争传

青年王禹偁还是元白唱和诗的忠实拥趸，他在太平兴国五年（980）创作了一首长诗《酬安秘丞见赠长歌》，其中写道“还同白傅苏杭日，歌诗落笔人争传。”言语之间，尽是对于白居易在苏杭两地诗歌酬唱活动的向往。

太平兴国八年（983），王禹偁进士及第，在成武县勤勤恳恳地干了一年主簿后得到了擢升，雍熙元年（984）的秋天，他来到了苏州。与王禹偁同年中进士的罗处约刚好担任吴县的知县，他写诗给罗处约提议：“公暇不妨闲唱和，免教往来递诗筒。”也是在效仿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往来递诗筒。”《宋史》记载他们“相与日赋五题，苏杭间人多传诵”。

吴郡的山水总能唤起人类对于自然的向往，不管是百年前的韦州牧、白太守，在苏州的山水之间都曾乐游忘返。新上任的王禹偁也不例外，他后来写诗回忆苏州的三年。

政事多还暇，优游甚不羁。

村寻鲁望宅，寺认馆娃基。

西子留香径，吴王有剑池。

狂歌殊不厌，酒兴最相宜。

草织登山履，蒲纫挽舫绥。

果酸尝橄榄，花好插蔷薇。

震泽柑包火，松江鲙缕丝。

三年无异政，一箧有新词。

惠山寺、虎丘寺、真娘墓、吴王墓、吴松江、太湖，美景陶冶下，王禹偁也为这些风景胜地留下大量的诗作。当然，做为一名合格的粉丝，每至一处，都要追思一番留下游踪的白太守。

游虎丘山时，记起白乐天酷爱此地：

《游虎丘》

乐天曾守郡，酷爱虎丘山。

一年十二度，五马来松关。

我今方吏隐，心在云水间。

野性群糜鹿，忘机钾鸥鹏。

乘兴即一到，兴尽复自还。

不知使君贵，何似长官闲。

明 谢时臣《虎丘图》波士顿美术馆藏

写诗给退休的友人，回忆游太湖，自然想到当年白太守的十只画船：

《忆旧游寄致仕了倩寺丞》

桥映家家柳，冱通处处莲。

海山微出地，湖水远同天。

草没潮泥上，沙明蟹火然。

应随白太守，十只洞庭船。

从王禹偁的一生来看，苏州的三年是他最为惬意风雅的时光，他甚至畅想过致仕之后在苏州的养老生活。南宋叶梦得的《石林诗话》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姑苏南园，钱氏广陵王之旧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参错其间，最为工，王翰林元之为长洲县宰时，无日不携客醉饮，尝有诗云“他年我若功成去，乞取南园作醉乡。今园中大堂，遂以‘醉乡’名之。”

王禹偁后来写给友人的书信中曾描述苏州：“姑苏名邦，号为繁富，鱼酒甚美，俸禄甚优。”

王禹偁仅有一首传世词作，写于他担任长洲令期间：

《点绛唇》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事凝睇，谁会凭栏意。

吴地风景再好，江南生活再醉人，也不曾让王禹偁忘记自己济苍生，建功业的远大理想。回到心心念念的醉乡也是待功成之后的事。与友人之间的唱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博取声名，求取进身的需要“仆早岁与思纯（罗处约的字）在苏同为县令，每日私试五题，约以应制，必取两制官。”

宋时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分别掌内制和外制，合称为两制，多由科举中第，文辞典雅的人担任。知制诰是中书省的属官，又称外制词臣，可常接触政事机要，具有很大的晋升机会，知制诰之优者，可以提拔为翰林学士，日后很有可能进入中枢参政，成为宰执大臣。因此，宋时文人以能担任两制官为荣。

王禹偁是一个有着儒家济世理想的人。在苏州政事多余暇主要是因为品级和职权所限。他是一个真正做到为民所想，为民所忧的好官。

长洲县令当时只有从八品下，但以苏州在唐宋时期全国经济重镇的地位，维护苏州的长治久安与经济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北宋立国时，苏州还属于吴越国，直到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钱氏纳土，苏州才归于宋的版图，领县五：吴县、长洲、吴江、昆山、常熟。王禹偁是吴越国归宋之后的第二任长洲知县。吴越国时期虽然重视通过加强苏州的行政管理和兴修水利设施维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但吴越统治阶段的奢靡也造成了苛捐杂税的繁多。

王禹偁赴任之后看到的社会状况是：“其土污潴，其俗轻浮。地无柔桑，野无宿麦。饪鱼饭稻，衣葛服卉。人无廉隅，户无储蓄。好祀非鬼，好淫内典。学校之风久废，诗书之教未行。兼并者僭而骄，贫窭者欺而惰，田赋且重，民力甚虚；租调失期，流亡继踵。或岁一不稔，则鞭楚盈庭而不能集事矣，至有市男女以塞责者，甚可哀也。”长洲地区看似富庶，实际空虚，流亡现象严重，诗书礼教更是混乱停滞。

在任期间，王禹偁重理县政，他以民生为本，水旱灾难时，及时赈恤；农忙时，不多派杂务，让农民得以休息。为推行教化，他对犯罪者进行惩治，对道德高尚者待之以礼。“宽其教以诱人，峻其令以约吏。时丰则敛之，岁饥则赈之。农有力而不压，役非时而不行。”如此两年下来，“小康之有萌矣。”这些都记录在他书写于长洲县衙厅壁的《长洲县令厅记》中，用以时刻警勉自己。

沧浪亭外景 图源：苏州市园林局官网

到任第二年，王禹偁又作《上许殿丞论榷酒书》，细数榷酤制度的弊端。“均定以来，无名之租息，比诸江北，其弊犹多。今若又以榷酒之数，益编户之赋，何异负重致远者未有息肩之地而更加石焉，何以堪之，谅阁下必不尔为！”苏州本就承受了比江北更多的杂税，再加上榷酒制度，民生更加艰难。所以王禹偁在这封上书中呼吁居士大夫之位者，应当以兴利除害为已任，此时废除这一不合理的制度，就能让江东百万家及其子孙后代受益。

同年，长洲农业歉收，当地人的食物供应都出现困难，但朝廷并没有减免该地区的赋税。因未按期缴税，民部到郡再到县，层层归罪下来，最后落到民众头上，“鞭笞之人，日不下数百辈，菜色在面而血流于肤。”王禹偁不忍见此惨况，于是“因出吏部考课历，纳质于巨商，得钱一万七千缗，市白粲而代输之，始可免责。”

清道光年间，布政使梁章钜重修沧浪亭，巡抚陶澍得吴郡名贤画像五百余人，钩摹刻石，也就是后来的“五百名贤祠”，每幅画像上都附四字赞语。给王禹偁是：元之作宰，心切民依，代邑输粲，惄如己饥。

陈谷子

校对 李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