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寅恪，我们不是说得太少，而是说得太多。从十八年前，陆键东充满人文气息的传记风行海内，到思想界、知识界将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为一种民国学术的风骨与标杆，再到各类充斥着八卦和琐事的传记文学，错漏百出、刻意拔高的微博段子，以至于“劝君莫谈陈寅恪”（易中天）的故作惊人语，诞生于十八年前的“陈寅恪”，已经跟钱钟书、季羡林一样，成为了一个文化坐标、国学昆仑。

当陈寅恪成为一种符号，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借陈逸闻趣谈的他人酒杯，浇其暗有所指的自家块垒，让人不自觉地陷于陈寅恪神话的光芒中，看不到陈寅恪彼时的努力与其切实的文化努力。

三联书店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近段时间再版，十八年，两版书，一本沉睡的书被唤醒，穿上新装，而它周围的世界，已不复当年。再次掀起“陈寅恪热”之际，也引发我们关注陈寅恪的冲动。

陈寅恪 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

发现陈寅恪>>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1996年，在陈寅恪辞世27年后，陆键东的著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在三联书店出版，随即在知识界掀起了陈寅恪热潮。

近几年来，有关陈寅恪的研究著作又掀起了一个出版小高潮。2010年，陈寅恪诞生120周年，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三姊妹合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出版；2013年，又有张求会《陈寅恪丛考》，张荣明《竺可桢与陈寅恪》，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以及再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及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等，陈寅恪热似乎又再次掀起了高潮。

自1996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以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语风行，陈寅恪作为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直被知识界与大众反复言说。学者易中天甚至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劝君莫谈陈寅恪”。对于陈寅恪，我们是否谈论得过多？出版是否过于泛滥？

对于近几年来的出版热潮，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觉得其实不能算是又一次的陈寅恪热潮。“除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其余的书基本都是很小的考据。”刘东称，对陈寅恪的研究，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陈寅恪自己的隋唐史、中古史研究，一直在学术界最深处触及；另一种，就是唯一能把陈寅恪超出小专业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寅恪自此成为一个精神上的象征。普林斯顿教授周质平表示，陈寅恪热表面上是一个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当前现状比较曲折、婉转的表述。

对于近年来的陈寅恪出版热潮，厦门大学教授谢泳丝毫不感到奇怪。“这主要取决于关于陈先生的新材料能不能出现，或者人们在旧材料中能不能重新发现陈先生的新思想新观点。陈先生留给我们许多学术之谜，比如他两部重要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是单纯考据还是个人传记？他1949年后的学术论文，也不能简单以一般学术论文对待。现在人们都在解陈寅恪晚年的诗，其实他晚年的文也多有深意。这方面余英时先生很高明，他把晚年陈寅恪的诗与文看成一个整体，很有学术洞察力。”

谢泳觉得，随着研究者知识积累和青年一代外文水平的提高，再加上港台史料的披露以及国内意识形态部门内部史料的发现，关于陈寅恪研究还会有许多成果出来。

对陈寅恪的了解和谈论陈寅恪，学者周质平称不是过多而是太少，比如他的老师余英时至今还有书未在内地出版。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是拿陈寅恪作为独立和自由的象征，隋唐史、中古史的研究，知道的却很少。周质平觉得，陈寅恪与其他知识分子的研究相比，始终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引不起太多社会关注，和胡适、林语堂的研究比起来，受众要窄一点，受众的层级要高。

理解陈寅恪>>自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呵护人

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有两大发现，一是陈寅恪，一是顾准。

“真正给广大读书界带来的最大冲击是，在那样一个任何人都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居然中国有两个例外，除了陈寅恪，还有顾准。”刘东表示。

对于陈寅恪与顾准，刘东觉得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不尽相同。除了坚持知识分子独立人格，陈寅恪还代表了文化传统的复兴潮流。“顾准热这三个字完全代表的就是一个英美的经验主义，陈寅恪呢？他最精心呵护了他自己的文化。‘文化大革命’革了半天，文化越革我们生活越差，那种归罪中国文化的想法就没有了。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我们可以重新地评估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不像过去‘五四’时候那样污名化的，全部都是为帝王将相为统治者服务的。正好相反，它有很多的东西是控制、奉劝、监督当局的。”

刘东称，如果倒退十年，陆键东的这本书不可能火。“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人是不会对陈寅恪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有任何好感，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受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年轻人观点比较激进，认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罪，都是孔夫子带来的，都是中国文化带来的。”刘东觉得，陆键东的书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很大的一个条件是中国人开始怀念文化了，所以怀念国学大师，怀念大师用独立的精神去保卫的传统文化，这一点是大家没有注意的。当年这本书所掀起的热潮其实有两种解读，一种是直接把陈寅恪说成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一种就看得更深远一点。

“不要把陈先生简单化，他就是国学大师，他代表了中国古代秉笔直书的独立精神，这个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某些部分上和自由主义有契合的地方。”刘东呼吁。

刘东还提到了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陈三立当年看了严复翻译的穆勒的《On 》（严复翻译成《群己权界论》，今译《论自由》），就写诗赞扬，觉得中国古代也有这种精神。刘东非常赞同陈来最近说的一句话：儒家不是容不下民主，其实它是很欢迎民主的，但是，民主在中国哲学的位格总体不是很高。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很多更根本的人生问题，都比民主的位格更高。

陈寅恪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也受到了其他学者的关注。傅国涌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陈寅恪以他独特的文化保守主义对抗当时大一统的、几乎不可抗的时代洪流，成为中国人心目当中具有人格风范的榜样。书评人黄波在近期发表的文章中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个人数虽少但不应忽视的群体，他们对中国文化怀抱着无限深情，强调中国文化本位，但另一方面，对以“民主”“自由”的价值并不拒绝，在他们那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融为一体的。在这一群体中，陈寅恪、吴宓和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堪为代表。

刚刚推出《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青年学者陈怀宇表示，陈寅恪和国学热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上世纪90年代国学热的一部分。80年代有弗洛伊德热、马斯洛热、尼采热，90年代后整个知识界转向国学，开始讲民族文化复兴，政府舆论也做这方面引导，很多学者开始转向对国学的关注。包括季羡林先生，已经和国学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加入到这个合唱中来。

陈寅恪先生

怎样读自己的名字？

恪应念作què还是kè

陈寅恪先生名字中的“恪”字的读音，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相当一部分人读作“què”；但查古今辞书，诸如《康熙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大都只注“kè”音，有的还特别注明它的原形字是“愙”。但也有些晚近出版的辞书注以“旧读què却”的。

为什么有人要读作què呢？据我所知陈寅恪，持这种读法的多是一些年龄较大而且是高层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传人。在上世纪20-40年代的清华，全校上下几乎一致如此读法，可是极少有人能够说出什么根据，就连泰斗级的语言学家也不例外。

我曾作了一些调查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把恪读作què，其实是一种方音北移后的变异。在南方一些省份，“恪”字是读quó音的，因普通话里无此音，所以到了北方，便有人想当然地把陈先生称为“寅què”了。因属“细事”，包括陈先生本人在内，无人去做深究。但这其实是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我曾就此事请教过一些当年接近陈先生的人士，我的所谓“结论”就是根据他们的答复得出的。如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是这样说的：

“恪”字的正音，按规范汉语自应读作kè，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义的。但陈寅恪先生的尊讳，就我记忆所及，包括他的一些老友至亲（如俞大维、傅斯年等），都称“寅què”或“寅quó”（湖南一带的读音），这是事实。连语言大师赵元任先生也是叫他“寅què”，我相信我的记忆没有错。我们也是自幼听惯了，因此至今也很自然地念成què音。

陈先生究竟是怎样读自己的名字的呢？事实倒是恰恰相反。除上述赵元任先生的忆述外，我手头还有一些材料，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在口头方面，我前些年曾因事往访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谈话间提到了陈先生的名字，他说他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在书面方面，我手头还有大量的文字资料证明，陈先生本人生前凡是需要用外文署名时，一直把“恪”字拼成“ko”、“koh”或“ke”的。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也给后人作出了榜样：1946年，他给清华驻港的邵循正教授用英文写了一封信，请他就地促请在港的陈寅恪先生返校复课，信中就是 “Yinko Chen ”这样拼写的。

（本文作者黄延复，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