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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28日，在阿根廷举办的国际奥数竞赛上，来自中国的高三学生安金鹏，以优异的成绩力压群雄，获得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国际奥数比赛的冠军。

同时也帮助中国奥数代表队，创下了大赛两连冠的傲人成绩。

人们常说名师出高徒，作为一位带领中国奥数队在该项赛事中连续两届夺魁的主教练，张筑生也在此时此刻，接受着来自所有人的祝贺与赞美。

但是，这些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位亲手调教出众多奥数冠军的名师，竟然是一个连“博士生导师”都评不上的大学教授。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位在冠军领奖台上，与学生们一起享受鲜花与喝彩的“人生赢家”，现实中竟是一个早已被命运判了“死刑”的癌症患者。

张筑生，一个在中国数学史中，有过浓墨重彩一笔的数学天才。

一个被后世教育从业者视为“吾辈楷模”的伟岸丰碑，同时他也是一个买不起房、买不起车、评不上职称的清贫教授。

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张筑生的传奇人生。

“中国第一”憾成“北大第一”

1983年7月6日，在北京大学的一间大型教室内，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数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一同参加一场意义非凡的答辩会。

因为在这场答辩会结束之后，很有可能会诞生出北京大学建校以来的第一位博士。

当一位穿着朴素的年轻人走到讲台时，全场立刻变得鸦雀无声起来，这个人就是今天这场论文答辩会的“主角”张筑生。

张筑生今天特意穿了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以此显示出他对这次答辩会的重视。

但即便如此，这身在他身上还略显宽松的短袖衬衫，在外人眼里仍然有几分寒酸。

但这又能怎么样呢？

此刻台下的一百多人，没有人会在意张筑生的穿着，他们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亲眼见识一下，张筑生的学问到底是不是像张龙翔说的那样“神乎其神”。

张龙翔是我国早期比较著名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事实上，今天这场百余人规模的论文答辩会就是由他牵头组织的，因为他实在拿不定主意，到底该不该给张筑生一个“博士”的学位。

于是，他特意把全国各地的数学专家都请到了一起，共同参与张筑生的博士论文答辩。

讲台上，张筑生清了清嗓子缓缓地对众人说道：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们，大家好，我叫张筑生，我今天的论文题目是《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

张筑生的答辩论文果然没有让众人失望。

他在自己的论文中，不仅解释了许多当时微分半动力系统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甚至还把著名的数学家史蒂文斯梅尔的四大猜想之一给突破了。

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张筑生的才华所惊艳。

答辩委员会的所有人均表示：张筑生的论文，是一项很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所以，他们同意授予张筑生博士学位。

如此这般，张筑生便成为了北京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位博士，而这件事很快被新闻媒体登上了报纸，新闻媒体把张筑生称为：

“我国第一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张筑生虽然如愿成为了博士，但是他却与“中国第一位博士”的殊荣失之交臂。

本来早在一年前，张筑生就参加了学校的博士论文答辩，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也非常认可他的研究成果。

但是由于校长张龙翔实在是太过谨慎，直接导致1982年3月，“中国第一位博士”这一历史殊荣，被中国科学院胡宁院士的高徒马中骐抢先一步拿下了。

不过是不是“历史第一”张筑生都不在乎，他寒窗苦读这么多年，为的并非是那些虚名。

在他的心中，一直都有着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的数学水平与国际接轨，甚至是超越国际一流的水平，成为世界之最！

毕业后，张筑生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被北大派去了美国做学术访问。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北京大学的上级领导就派给了张筑生一项艰巨的任务——编写《数学分析新讲》。

编写教材与使用教材授课完全就是两种概念。

编写教材，需要编撰者在该学术领域有着极其深厚的造诣，并且可以将复杂深奥的学术知识，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编撰教程的工作往往是既费时又费力。

不仅如此，编撰教材在当时并不算“科研成果”。

那么，张筑生会在自己事业的上升期，接下这份工作吗？

当时，张筑生的很多朋友都劝他推掉这个工作，将自己的事业重心放在“科研成果”上。

可张筑生却并没有任何犹豫，当上级领导的指示下来之后，他就立刻投身到了新教材的编撰工作上了。

因为在张筑生的心里，让中国的数学水平赶超国际，才是至高无上的追求，与之相比，“教授”、“博士生导师”这类职称只能算得上是浮云而已。

新教材如果编好，不仅是对万千学子的一大福音，更会帮助数以万计的数学教育工作者，更好地传道授业。

在他的心里，这比搞出一项深奥的科研成果，要对中国的数学进步有用得多。

在张筑生的眼中，此时他所编撰的这本《数学分析新讲》，已经不是数学教材那么简单的事务了。

此时的它已然化成了一股燃烧着数学之火的火把，而张筑生则是将这火把传递给万千学子的使者。

一想到这，张筑生全身上下就充满了力量，在别人眼中枯燥、费事的工作，此时在他的眼里是那么的快乐，那么的意义非凡，张筑生无比享受着这份快乐。

五年的时间，张筑生终于将他最为得意的作品完成了。

张筑生在《数学分析新讲》中，将定理学习顺序安排得非常得当。

关于定理知识，张筑生教授就像撰写小说一样，将定理之间的逻辑性、关联性，脉络分明地展现地展现出来。

比如：实数完备性的几大定理之间的关系；不明显的如极值点必要条件与Rolle定理之间的关系等等。

想要做到上述这些，不仅要求教材编撰者本身掌握大学问，同时还需要编撰者在教材编排时对知识进行重新归纳与总结，再将知识点重点分明。

可想而知张筑生在这份教材中到底倾注了多少心血。

为什么张筑生要在这个不算“科研成果”的作品中，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呢？

在张筑生的心中，快乐就是让别人也能沉浸在数学的海洋之中，快乐就是将数学的美妙展现给热爱它的人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数学分析新讲》做到了。

不过在《数学分析新讲》正式出版后不久，张筑生就被查出了癌症。

而就在这时，又一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他的头上：担任中国奥数竞赛队的主教练。

一年一届的国际奥数竞赛，是全球范围内含金量最高的高数类竞赛，参赛者均为高中生。

作为国家队的主教练，张筑生所要做的，就是将大量晦涩难懂的高等数学，以“低等数学”的形式传授给高中生们。

这项工作强度很大，且任务也很重。

张筑生不仅要让试题保证创新，同时还要让试题具备相应的难度，只有这样才能分出学生水平的高低。

那么已经身患癌症的他此时会作何选择呢？

中国奥数队的冠军教头

1995年，张筑生正式接下了中国奥数队的教鞭，带领这批国内顶尖的中学生们，向国际奥数竞赛的桂冠发起了冲击。

国家奥数队主教练，这个称呼在外人看来无疑是非常光彩的，但只有那些亲身担任过该职务的人，才能知晓其中的辛酸。

张筑生在北大的同事赵春来，就曾经担任过国家奥数队的主教练，在他看来，这份工作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还不算“教学工作量”。

在北大，“教学工作量”就类似于一个教授的“工时”，如果“教学工作量”不达标，那么年底考核就无法通过。

也正因如此，赵春来在仅担任一年奥数对主教练后，便辞去了这个职务，无论上级领导如何劝说，他都在没有接过教鞭。

一个健康的人尚且无法忍受这份差事的艰苦，更何况张筑生此时还是一个身患鼻咽癌的病人。

但即便如此，张筑生依旧和上次一样，毫不犹豫地接过了这份工作。

走马上任之后，张筑生便立刻着手队员们的训练工作。

奥数队员平日里的训练无非就是做题，做各种各样的数学难题。

而这些难题，统统都出自张筑生一人之手。

不要以为这些习题，都是从“数学练习册”中搬运过来的。

奥数竞赛搞了几十届，其习题的难度一年比一年大，而要想取得优异的成绩，队员们的日常训练就要加大难度。

但是，这些孩子都还只是十几岁的高中生，以他们现在的思维，想要理解那些对大学生来说都很有难度的高等数学，无疑是天方夜谭。

这就要求主教练，将那些高等数学倒推，将高等数学低等化，改编出别出心裁，但又不会过于简单的习题供队员们练习。

这个过程往往十分缓慢，以往的奥数老师，一个礼拜左右才能编出一道符合条件的习题。

而张筑生每一年都会拿出几十道这样的习题，以他的的身体，能完成这样巨大的工作任务，张筑生对奥数国家队可谓是倾注了所有。

正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

从1995年至2000年，张筑生所率领的中国队，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国际奥数竞赛五连冠，并且有三次出现了所有参赛队员均为金牌的场景。

中国队之所以能够在大赛中以这种近乎无敌的姿态夺冠，与张筑生所付出的努力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五年来，张筑生为了奥数队能够正常比赛，一直在接受北京协和医院的放射性治疗。

我们都知道，放疗的过程很痛苦，而这种痛苦张筑生足足忍受了5年之久。

2002年2月6日，张筑生最终还是倒在了与癌症抗争的道路之上。

在他去世后，北大校园网的BBS上贴满了悼念他的文章。

不少学生说，是张筑生让他们明白了思考所带来的乐趣，远比物质上的享受更加高贵。

同为教育工作者的赵彬教授则评价他为：

“数学界一位真正的实干家……他把全部情感都倾注在学生身上，他的贡献远远高于发表几篇学术论文。”

虽然张筑生到去世前都没有在北大评上职称，虽然他已经离世20载，可张筑生在北大学子的心中，依旧是那样的伟岸、那样的慈祥、那样的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