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知识范畴中的“天地自然历史”与“人文社会历史”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不仅仅是史学知识的核心问题，也是哲学知识的核心问题，甚至也是道德伦理学知识的核心问题。中国与西方的哲学的根本区别，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人们在认知天人关系时，究竟应是以人的身心性命为天人之学的根本参照系，还是应以人所局部、特殊认识范畴内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参照系的问题。

至今为止，中西方的这种哲学标准差异，依然是存在的。比如，我们纵观西方近现代思想史就可知，法国的孔德实证主义之所以会在西方思想文化领域之中产生出了那么大的影响作用，斯宾塞、赫胥黎等人的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之所以会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那么巨大的影响作用，这两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之所以会对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宣扬的“科学，民主”也产生了非常重大影响作用。

就是因为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在1848年左右，他就试图构建出一种以自然科技的发现成果去指导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他甚至试图建立出一种以“科学”教条为教旨的“人道教”；就是因为19世纪后半页，英国的社会学家斯宾塞、赫胥黎等人试图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去构建出一种以非人类的生物学原则去指导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由此可见，当西方哲学走出中世纪的神学中心的宇宙论以后，西方哲学家们很快就把他们思想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的参照系，从神学转移到了20世纪的西方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批判的“泛自然主义”的立场上了。

纵观西方哲学思想史就可知，自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动摇了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上帝和上帝代言人的教皇统治一切的经院哲学基础之后，西方的一大批人文哲学家就都在跃跃欲试地寻找能够替代基督教上帝的另一“新上帝”，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到孔德的“科学的人道教”，再到斯宾塞等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再到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各式各样的“共产主义、自由主义”，西方人好像一直就走不出试图再造一个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新上帝”的思想泥潭。

由此可见，一种思想方法不被彻底改革，西方也存在着中国历史上的“打倒一个旧皇帝，再造一个新皇帝”的历史怪圈现象！某种程度上说，西方近现代史上的这种再造普世“新上帝”的热情和所表达出来的“换汤不换药”问题，可能比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情况更加严重！所以，今人最好不要说西方就已经走出“中世纪”了！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上看，现今西方可能还处于在己的“现代中世纪”历史时期之中。

应该说，19世纪的西方思想家中，略晚于法国孔德的德国马克思的确是个杰出的天才人物，他先于许多西方思想家而很早就意识到了人类感知的外部客观自然历史与人类自身的人文历史应该存在着“合一”不分的关系，思想家的马克思的这种价值观，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方法。

“自然界与历史之间的对立”是意识形态学家们制造出来的，这是由于他们从从历史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的生产的关系。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时说：自然和历史不是“两种不相干的东西”。在人的面前总是摆着一个“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历史”概念，“自然的历史”，是指意的自然科学；但是，什么又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自然”呢？

这不见马克思的解释，西方其他哲学家也几乎都不解释这个命题，但是，笔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这个“历史的自然”概念，很可能就是马克思在另外的文献之中所说的“人化自然”。“人化自然”，是马克思出于批判“异化劳动”时从哲学意义上去论述人与自然的互为主客关系的一个专用词汇。尽管马克思是西方世界中最早意识到了“人化的自然，自然化的人”和人类认识存在着主体和客体的互相关系的哲学家之一，他甚至在论述人的认识中的主、客关系时还说过：“我们知道，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属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化了的人，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

西方哲学，是一门至今还在发展之中的尚还年轻的学科，其中，制约西方哲学的最大困惑点所在，就是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个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究竟谁为主体参照系和人类伦理是非究竟应以什么为判断标准的问题。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以降，由于爱因斯坦相对论是迄今为止西方科学之中唯一的一门在人思想宇宙问题时将人的认知主体放置在宇宙之中去加以复合论证时空相对关系的学说。

因此，大力阐发爱因斯坦提示出的新时空宇宙论的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20世纪中期严厉批判了过去以往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那种以人类自身所观察到的局限和特殊的自然科技知识去框套人文历史一切的“泛自然主义”学说，他特别针对曾经重大影响作用过世界社会科学和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西方社会进化论和实证主义学说进行了“釜底抽薪”的批判。

自从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理论问世，19世纪中后期以降曾经一度风靡世界，且甚至重大影响过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宗旨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也就是类似于斯宾塞等人的社会进化论学说和孔德实证主义等西方哲学和社会学说的理论基础，也就被彻底动摇了。既然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证伪了19世纪以降的西方一系列所谓的社会科学思想原则是不可靠的，那么，20世纪初期的依赖于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的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人所构建的一系列所谓中国“社会科学”思想原则的理论基础，也就因此被掏空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中国，也包括当今人类世界，必须回头向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学说重新吸取营养以重构中国和世界新文化的缘故！为什么“和，生，自然是”，是中国人所说的“道德”的三大核心内涵呢？这是因为：和。和，是中国古人所观察到的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中的“平衡，循环”的概念表达现象！由于中国很早就进入了相对发达和精耕细作的农业耕作社会形态，因此，精耕细作的水利农耕历程之中，中国古人注意到了天地自然中的日月星、春夏秋冬和动植物的生死等自然现象，均是原始反终地反复循环的，即西汉思想家扬雄所说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法言·君子》）

也如西汉思想家严君平所说：“阴阳反复，故能生杀；日月进退，故能光耀；四时始终，故能育成。······终而不始，则万物不能以生。”（《老子指归·致虚极篇》见商务印书馆《老子指归译注》）包括人在内的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均存在着原始反终的循环现象，有了“可反复性”的循环，才有人类所说的“规律”可言，而循环又必然是构建在万事万物的“平衡”基础之上的。

由此可见，万事万物无平衡，就无循环可言；同理，无循环，就无人类知识之中的规律可言。中国古代词汇中的“和”与“平”这两个概念，之所以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和即平，平即和；无平无和，无和无平。平，即平衡之道。平衡之道，则又是构建在万事万物的各自和平共处的生死循环现象基础之上的。而这种万事万物的生死之道，说白了，就是正反进退之道。中国古人所说的“和”，蕴含着平衡、循环、彼此尊重认可、彼此按照自身的生死之道去共同维护一个整体系统的正常发展的内涵。

而且，中国的古人所说的宇宙之中的“无常”，也是相对于“有常”而言的！说白了，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无常”，无非就是指意的人类尚不能够明确知道和明确表达出的自然历史和人文历史之中的那些本来“有常”的自作自为现象而已！这样，扬雄等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家，就破解开了人类知识之中的“有、无”与“有常，无常”的内在关系本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