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和地峡长久以来在西方地缘政治的想象中具有特殊地位。然而，这两者同时也是联系和分裂的源头。地峡这个词在其古希腊语根中蕴含了运动的概念，因此也包含通过的含义。地峡最初指连接两个大陆的狭窄地段，但也可以指海峡或海洋：“海岬”连接着两个更大的水域。

然而，地峡也被理解为固定不变的支柱，通常标志着地图划分和元类别的想象边界，如东方和西方，或北方和南方的“自我”和“他者”。换句话说，地峡既是关于物理连接又是概念划分的象征。例如，由于其“视觉上的统一”，达达尼尔群岛已在古代希腊哲学家米利都时代就象征着欧洲和亚洲之间巨大的大陆鸿沟。

作为地图逻辑的产物，将重要的认识论和地缘政治分歧映射到特定的地理特征上，反映了将扩展领土、抽象概念或形而上学类别简化为单一视角的必要性，以将无法区分的事物转化为明确定义的场所，或将其具象化为自然的“稳定”标志。

从这个角度看，海峡和地峡成为了“地图焦虑”的地方。因此，像墨西拿和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被描述为可怕的边界，“锡拉”和“卡里布迪斯”成了可怕的怪物神话，大力神之柱则标志着通往未知的门槛。

然而，地峡并不是唯一令勇敢的英雄和半神感到恐惧的地方。由于它们的自然地理位置，它们成为了一些最典型的人类战略挑战自然的地点和背景。赫拉克勒斯用他坚不可摧的俱乐部分开了阿特拉斯，连接了大西洋和地中海，树立了一个榜样。

海峡和地峡对两岸实行军事和概念控制，体现并实现了伟大权力的愿景。它们将“自我”与“他者”分开，又将其结合在一起。它们在西方的地理想象中既是战略性的，又是隐喻性的地标。

亚洲作为“欧洲威胁最大的他者”的文化重要性反映在与波斯入侵相关的地理特征的文学和战略重要性上。公元前521年，大流士占领了埃及，他开凿了一条现代苏伊士运河的前身，“宽150英尺，深度足以容纳大型商船”。

除了“分割”土地外，这位波斯国王还成功地“连接了大海”。公元前513年，萨摩斯的曼德罗克莱斯为波斯国王远征队建造了一座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浮桥。

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在其统治期间也进行了类似的工程。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在较小的规模上，他成功地切割了阿索斯山地峡，为公元前480年的希腊战役铺平道路。和大流士一样，薛西斯还试图用两座浮桥连接希腊的海洋，以便他的500万大军能够从波斯渗入希腊。

这两座桥都被一场可怕的风暴摧毁了，但在大海中受到300鞭的惩罚后，负责的工程师被处决了，他们的使命也完成了。因此，波斯国王作为冒险修改永恒的自然文本的愚蠢野蛮人的形象被载入史册。

改变自然迹象，特别是通过建造运河，被视为一种傲慢的行为，后来的古典作家通常将其与暴君联系在一起。例如，我们从塔西陀那里了解到，“尼禄对运河着迷，不仅试图切断科林斯地峡，还计划修建一条120英里长的运河，以使罗马成为更安全的港口。”

在较小的规模上，阿格里帕用一个长涵洞装饰了罗马的娱乐区，然而，大流士和薛西斯的事业在拉丁世界和现代欧洲产生了特殊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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