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是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的兵败事变。土木堡是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的一个城堡，土木堡坐落于居庸关至大同长城一线的内侧，是长城防御系统组成部分。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诈称3000人，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减去马价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

瓦剌军的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在西路，瓦剌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做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

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

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1449年7月16日，英宗不顾群臣劝阻，把年仅两岁的皇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命其弟郕王朱祁钰据守北京，然后和王振率官员100多人，带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护驾从征。

明军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成国公朱勇为大将军，但在王振面前皆膝行而前；户部尚书王佐请帝回军，王振就命其跪在草丛里，直到天黑才能起来。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

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未交锋，镇守太监郭敬报告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导致士兵疲惫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

当时兵部尚书邝野一再要求英宗皇帝入居庸关，以保安全，但王振不准。后勤不续退至土木堡时王振下令移营，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人马失序，瓦剌军趁机进攻。明军仓促应战，所以兵败，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

当时京师精锐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万。于谦力排众议请郕王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各府的运粮军驰援，人心渐定，也先送英宗回去，要求守城者开门，于谦等大臣私立郕王为帝，并亲自守城拒绝也先送英宗回京。

在这场事变中明军损失了数十万大军，粮草辎重更是几乎损失殆尽，从史料中分析，宦官王振和识人不明的明英宗朱祁镇应该是这场事变的主要负责人。仔细研究发现，史书记载并不是能够经得起推敲的，明英宗和宦官王振在这场事变中的确存在判断性失误，把明军带入了敌军的包围圈。殊不知此次事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大秘密，要说到这个秘密，那还要从明成祖朱棣说起。

其实明成祖朱棣才是这场事变的主要责任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事实的真相令人不敢想象，朱棣靖难之役引发的连锁反应竟酿成如此大的祸患，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在朱棣时期，他曾5次北征蒙古，可以说是沉重打击了鞑靼、瓦剌诸部势力。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

朱棣多次发动了北伐蒙古之战，在战争中明军虽然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最后使那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有死在明军手中，反倒是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上实力最强的一支势力。

可以说瓦剌的“发家”历史，实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是从朱棣时期开始的，所以说朱棣才是此次事变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