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都从经济制度以外因素中去寻找对贫困的解释，他们强调自然资源的匮乏以及人类缺乏远见的天性。创造一个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和控制人口，成为克服贫困和不发达状态的战略的两大基础。教育培训和计划生育是美国经济科学家们提供的技术性解决思路，而技术性解决办法总是比政治解决办法容易。

上述美式思维的特点是把人口的质量和数量对立起来，认为应牺牲数量提升质量。但是民本主义认为质量和数量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促进的。人的能力和创造力并非源自个体的天赋，而是群体内互动的产物，来自人与人之间分工、合作、竞争，来自知识的交流、分享及其背后的相关投资。人口的聚集能带来人均财富的增长：人口的规模扩大，聚集的密度越高，同等条件下就越容易致富，因为它使分工合作的规模更大，市场规模更大，竞争也更激烈，技术创新所需的投资也更容易得到回报。当今世界经济的众多事实证明，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使得经济活动总体上更环保，资源能源更节省，技术进步更快。

教育的确是有帮助的，能够提升受教育群体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但是仅凭教育本身无法达成发展，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朝鲜的受教育水平曾经长期高于韩国，但双方的发展绩效差异巨大。教育的普及水平必须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相称，学校教育同就业后的“干中学”相结合，才能事半功倍地提升劳动者的总体竞争力。落后国家将有限的资本和人力投资在少数精英身上的结果，是便于他们个人“孔雀东南飞”，移民至体系中心，而不一定是带动母国的穷人变富。人口的素质和教育，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前提条件。它必须同强势有为的政府，恰当的产业结构等因素相结合，才能形成在某种可贸易品领域的比较优势，从而开启不断升级的良性循环。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执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终于被改弦更张，主管部门被先合并后除名，生育控制渐进地放开，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学原理，也顺应民心和时代潮流。